——通緝令上的那張照片
世界上一切的反抗，從來不是因為看到了希望，而是因為體會了絕望。
一切反抗者的力量，從來不是源於望見了曙光，而是來自感觸到覆亡。
就在實施港版國安法的第一個月裡的最後一天，7月31日，香港警方正式發出通緝令，指控「香港眾志」創黨主席羅冠聰、「香港獨立聯盟」召集人陳家駒、「學生動源」成員劉康、被內地行政拘留的鄭文傑、「香港民主委員會」總監朱牧民和「民主前線」前成員黃台仰等六人，涉嫌煽動分裂國家、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
值得慶幸的，是這六人均已在海外；而他們所棲身之國，也已在本月早些時候宣布，立即暫停或無限期暫停與香港之間的引渡條約。今天看來，這些國家的擔心確具前瞻性。國際輿論普遍認為，香港國安法嚴重違背了中國的國際義務，違反了中英聯合聲明中關於一國兩制的承諾，這對流亡者形成強勁有力的道義支持。
即便如此，被通緝者尤其是其家人所承受的壓力，也不會比31年前的我所經歷的更輕。在經歷了7月裡那次突襲抓捕之後，每輾轉得到他的訊息，便有幾天安穩睡眠和輕鬆進食的日子；如若不然，則又陷入心神不寧的煎熬……數十年間，祕密碰頭、暗語電話、跟蹤抓捕、突然消失，始終是甩都甩不掉的惡夢，只有驚醒才能脫險！
7月之後有一天，他們又來了。這次是在白天，只二、三個人，也沒請帶路人。我請他們坐到客廳沙發上，聽他們慢條斯理地宣告：警方已經放棄在北京找到他的努力，現在將進入通緝程序；需要我配合做一件事——找一張他本人的單人證件照片，用於印發通緝令，下發全國協查。我很篤定地認為，這根本不是來要求配合的，而是來恫嚇訛詐的！
但威嚇對我無效，因為站在道義制高點上的，是我們而不是他們。此時，身孕再次成為最好的理由：「我現在不適合爬高走低，翻箱倒櫃……」
「你這麼說，就是不打算與政府配合了？」帽子先扣上來。
「那怎麼會！」我一口否認。「其實有個更簡單的辦法，就是去學院的人事部，直接從他的檔案裡翻拍，又清楚，又標準，又快速。」
「說到底，就是你不打算提供。這可就是不配合。」
當然不配合！難道要我把圍捕的繩套親手遞到你們手上，讓自己一生活在親者痛的心靈折磨下？做夢。「您何必非要為難我？只要拿到照片，不耽誤事不就行了。」
「別人的家屬已經給了。你這是態度問題。」
「我身體情況特殊。」
我理解，提供照片的人知道，不給他們也照樣能拿到照片，抵抗沒有意義；而我的決定也基於這同一個事實——明明能從官方渠道得到照片，卻偏要假家屬之手，是什麼居心？讓這樣叵測的歹意得逞，我當然不甘。文革中，多少人絕望自殺，就是因為家人的背叛……我在心裡給自己打氣：做得好，抵抗必須到底。
我以為他們會就此罷休，卻沒想到施壓點從家轉移到了單位，中國殘疾人聯合會直屬雜誌社。聯合會最高領導人是鄧樸方；鄧樸方是鄧小平的兒子；鄧小平是六四鎮壓的總舵主。那又怎樣？我又不是不配合，而是身體受限、無力翻找、交不出來。無論如何，直到通緝令發出，他們也沒能從我手上得到照片！
被控六四黑手的人是奮力民主的良心犯，一如現在被控分裂國家的香港通緝犯，是奮力自由的勇士。「當獨裁成為事實，革命就是義務（When dictatorship is a fact, revolution becomes a duty.）。」這是出生於瑞士、任教於德國的Pascal Mercier，在國際暢銷的哲學小說《里斯本夜車(Night Train to Lisbon)》裡，給我們留下的傳世名言。
永不忘記。
永不放棄。
（大紀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