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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楓葉君評
在曾經晃瞎人眼的民主燈塔照耀下，2020年美國大選熬成了一鍋地瓜粥，令世界瞠目結舌。眼下，這鍋粥到底怎么喝還是未知數，糊了尚且事小，鬧不好，把鍋掀了也不是完全沒有可能。
這不能全賴美國人。弄成現在這個局面，內部有人在大搞，但是鍋外面也不乏添柴點火拉風箱的。他們很有「國際主義精神」，把美國人民的大選當成了他們自己的事業。有點兒覺悟的美國人，會說出一句很有政策水平的話：國內國外的同道們，已經聯合起來了。
現在，川普律師團隊在賓夕法尼亞等幾個關鍵州奮戰，希望在州議會和州法院能取得積極的進展。但是，難度明顯很大。川普在接受福克斯新聞採訪時坦言，有的法官拒絕採納他所提出的證據，甚至說他沒有資格。川普的語氣中有不滿，也有無奈，他質問：「這是什麼法院系統啊？」
川普的支持者，無論是握有選票的美國人，還是挺川的國際友人，都很關心最高法院這一環，而川普律師團隊也在為上訴最高法院做準備。在最高法院對簿公堂將是選舉訴訟的關鍵一役。
在法治社會中，人們遵守法律，尊重法官，那是因為法律和正義的框架還在。所以，當下級法院的決定出現問題後，人們指望著上訴，希望高級法院能夠糾正不公的判決。對高級法院尚且如此，對最高法院自不用說，更可況，是在美國這樣具有兩百多年法治傳統的國家。
作為三權中司法權的代表，最高法院是繼總統、國會之後的重要一環，對所有聯邦法院、州法院和涉及聯邦法律問題的訴訟案件具有最終上訴管轄權，以及對小範圍案件的具有初審管轄權。在美國法律制度中，最高法院通常是包括美國憲法在內的聯邦法律的最終解釋者。
現在，川普律師團隊想把官司打到最高法院，川普的支持者則覺得，以目前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保守派與自由派的比例，判決的結果可能會有利於川普。
但是，這裡有一個問題比較提前想清楚：當代表7400萬選民出戰的川普律師團隊，向最高法院去質疑大選舞弊時，是以最高法院的「主人」還是以「僕人」的身份去的？
換言之，他們是到最高法院求公正判決的，還是說，我們這大半個美國的人民，其中不乏和最高法院大法官對法律的理解不相上下，如法學教授，著名律師，資深法官，也不乏曾經在現場親眼看到許多違規行為的證人，如監票員，以及普通選民，來到各位大法官面前，本身就是稀里糊塗的，問，你們幾個受累幫著判一下，我們這幾千萬人是不是當了回冤大頭？你們說什麼，我們就聽什麼。
這是最根本的問題。如果是帶著後面的想法去，那就從踏進最高法院大樓的那一刻起，就只能成功不能失敗。既然你都把最後的決定權交給別人了，那就靜等幾位大法官的裁決好了。勝了最好，可如果敗了，就含淚接受結果。無論你有多少證據，無論你多麼義正詞嚴，那也全部收拾起來，穿戴整齊，準備參加拜登總統的就職大典。
有些人可能很悲憤，但是擦乾眼淚後只能嘆息說：誰叫咱們是一幫視法律為至高無上的人啊！咱們冤死了不要緊，只要憲法還在，只要各位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們還在，這就算還沒賠到家。
這看上去很法治。大法官們會說，我們就是這麼交鋒的，結果您也看到了。支持川普的法官則會說，沒辦法，誰叫咱人手夠也弄成了現在這個結果呢？唉，牆頭草害死人！
可是，必須說，這是機械的法治觀，當以這種觀念去維護憲法的時候，憲法文本還在，存放憲法文本的柜子質量超過任何最高檔的硬木家具，但是憲法所崇尚的精神卻被悄無聲息地稀釋了。
這樣的「法治」，是美國人民想要的嗎？
從目前情況看，川普身在白宮，但總體上處於劣勢或曰守勢，而拜登身在白宮之外，卻明顯處於優勢或曰攻勢。川普要保住白宮，而拜登要拿下白宮，更確切說，是民主黨建制派要把川普從白宮趕出去。
支持川普不等於可以無視現實。川普並沒有敗，仍然在為大選結果的公正進行奮爭。但是，川普的支持者為什麼總說「翻盤」？說這個詞，就是因為大家心裡很清楚，目前這個「盤子」的擺放有利於拜登，你不去「翻」，這個盤子的位置就真的塵埃落定了。拜登不是一直在組建自己的新政府嗎？國際上，外國主要領導人中除了普京等少數兩三人外，大多數不也都向拜登「當選」表示祝賀了嗎？
在外界看來，形勢就是這麼個形勢：拜登準備接過總統職位，川普在白宮的時間過一天少一天了。
進行法律訴訟當然正確，但是必須明白，發起訴訟一方通常是自認有理卻吃虧或受到不同對待，這本身就說明他們當前的處境。如果你僅僅想要一個過程，至於結果不管怎樣都可以，反正引頸向刀，愛誰誰了，那倒也簡單。可是，如果你執著的是一個自己堅信的事實，那麼你就必須做好準備，應對「正義」最後不在你這邊、人家最終不給你「說法」的最壞結果。
秋菊打過官司，支持川普的美國人民現在就是秋菊。不過，中國的秋菊即便在縣裡輸了官司，還有其它地方可去，但是，如果美國人民輸掉了最高法院，那麼在憲法上就無路可去了。這一點，所有要求這次大選應查清真相、給出一個公正結果的美國人，必須徹底想清楚。
民主權利總是和法治相關聯。人們相信法律，崇尚法治，這是完全正確的。但是，凡事都有度，如果無限度地相信法律，不顧現實，在已經出現顛覆性事實的情況下，還去機械地尊崇法治，這就等於從法理上徹底解除自己的武裝。這是最危險的，因為它等於完全默認了一種可能，即，在法律已經不再忠於職守的時候，人們依然視它為自己的「守護神」。
這就引申出一個重要問題：法律制度，包括憲法這樣崇高的規範，真的能無時無刻地保護人們嗎？
如果毫不猶豫地給予肯定的回答，那就忽略了一個基本事實：所有法律制度都是人制定的，憲法也是由最高法院解釋的。同時，是人就不會絕對不偏不倚，就會犯錯，甚至有私心，甚至在壓力面前變得軟弱。否則，為什麼到了重大法律問題解釋，重大案件的裁決，美國人那麼在意最高法院大法官中有幾個保守派，有幾個自由派，如果他是保守派，他會不會像現任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茨那樣，臨陣倒戈，站到自由派那一方呢？
制度保護人，這是在正常狀態下，在非正常狀態下，永遠是人捍衛制度。憲法不會自己說法，但是當憲法脫軌時，人們唯有以自身的力量使其重回正軌。這就是為什麼川普和他的支持者既要依靠最高法院，又要對可能在最高法院失手，做好非常充分的心理準備。
上周三，最高法院以5比4作出一項重要裁決，阻止紐約州在疫情期間限制宗教集會。紐約州民主黨籍州長安德魯·庫默領導的州政府創建了一個顏色編碼系統，以標記疫情對相關地區的影響程度。庫默要求在所謂的紅色區域參加宗教儀式的人數不得超過10人，在橙色區域則不得超過25人。最高法院的這項判決認為，防疫措施違反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對宗教自由的保障。
裁決中，認為紐約州規定違憲的五名大法官是川普任命的布雷特·卡瓦諾、尼爾·戈薩奇和新任命的艾米·康尼·巴雷特，前總統布希任命的克拉倫斯·托馬斯和塞繆爾·阿利托。持反對意見的是前總統歐巴馬任命的索尼婭·索托馬約爾和埃琳娜·卡根，以及前總統柯林頓任命的史蒂芬·布雷耶。反對派獲得的另一票即來自首席大法官羅伯茨，一位號稱是保守派但卻時常倒向自由派的騎牆大法官。
精彩紛呈
對於川普的支持者來說，不可能任何時候都能有這樣的結果。這僅僅是到教堂的事兒，如果換成大選結果這樣的天大的大事，失守的可能就未必只有羅伯茨首席大法官一人。
人們應該對最高法院絕對信任嗎？事實上，美國國父們連政府都不完全相信。美國人廣泛持槍造成了很多致命槍案，從現代社會的管理者看來，這很匪夷所思，因為被管理者可以如此自然地擁有武器。可是，美國的創建者們不是從這個角度考慮的，他們不是不知道有無辜者會死於槍下，但是，他們更擔心有更多的無辜者可能被集體奴役，因此，他們堅定地在1791年12月15日通過的憲法第二條修正案中鄭重寫下公民享有正當防衛的權利：「一支紀律良好的民兵隊伍，對於一個自由國家的安全實屬必要；人民持有和攜帶武器的權利，不得予以侵犯。」
美國現共有二十七條有效的憲法修正案。其中，包括第二條在內的前十條修正案是一次性被通過的。由於其主要規定了人民的權利和對聯邦政府權力的限制，因此被統稱為權利法案。由此可見，美國的國父們對政府的小心防範絕對不比他們對政府的期望少。
有一點必須搞清楚，美國最高法院雖然位高權重，但是它所處理的只是法律問題，而不享有判定政治問題的權力。本次美國總統大選早已超出了選舉一個最高行政領導人的意義，它是涉及到美國未來走什麼道路的最大問題，有人更認為，它甚至將決定世界所有國家的走向。更不要說，這次大選涉及到重大事實的認定，證據的採納和取捨，善於思考的人，恐怕很難認同這是一個簡單的法律問題，儘管，現在川普和他的支持者希望通過法律訴訟解決問題。
如果僅僅從大選看大選，人們很難看清問題的所在，會「很自然地」認為川普在賴選，一句「輸不起」就可以解釋所有問題，剩下的就是看著拜登和哈里斯團隊在國內的民主黨人，以及國際上眾多領導人的頻頻點頭中，走上美國行政權力的舞台。可是，如果跳出選舉本身，看得更遠些更深些，就會愈發認識到，這絕對不是單純的一次美國選戰，而是全球化和世界左傾勢力合力的結果，換句話說，它是國際政治精英、跨國大財團以及控制話語權的傳統與新型社交媒體巨頭「大重構」的開始，他們要按照自己的想法，以很多好聽的言辭，開始對這個世界進行歷史上從未見過的最大規模的重塑。
在這個重構中，地球真的會變得越來越像「村子」，而說了算的就只有那麼幾個「村長」，財富將會越來越集中，至於話語權和言論自由，將在所有地方不斷受到壓縮，政治正確將以比之前更大的力量向人們擠壓。在這個過程中，個人自由將受到越來越嚴重的侵蝕，就美國來說，共和體制將很可能受到嚴重削弱、損害甚至顛覆，國家形態將越來越遠離國父們的最初設想，而在其它地方，受美國社會巨變的影響，它們在各自的道路上將舉步維艱，甚至失去前行的可能與勇氣。
法律是人制定的，法治服務於公民社會，而公民社會永遠不應被徹底束縛。人們懾於自身對法律和憲法的敬畏，很少願意去想這樣一個問題：當比許多國家總人口都多的7400萬選民的意志，與9名最高法院大法官，甚至僅僅是因為其中一名大法官的搖擺，作出的最終裁決發生衝突，國家該怎麼辦？哪個最高大法官不是總統任命的？他們對事實的認定和法律的解釋就是比其他人高嗎？不要忘了，他們曾經的很多同學、同事乃至老師，就以普通選民的身份參與了這場投票。更不要說，大法官也可能糊塗，動搖。如果一味地盲信，那麼，這本身就是對公民的輕視和對憲法所追求的正義的曲解。
美國南北戰爭爆發時，憲法已經施行了73年，憲法解決了人們之間的分歧嗎？可以說，雙方各有自己對憲法的理解。到1861年3月，南方的領導人已經不再接受任何返回聯邦的條件。與此同時，林肯和共和黨領袖則一致同意，拆分聯邦的行為不可容忍，南北到了攤牌的節點。在戰爭近結束時，林肯這樣說道：雙方都聲稱反對戰爭，但有一方寧願發動戰爭也不願讓國家存留，而另一方則寧願接受戰爭也不願讓國家滅亡，於是戰爭來臨了。
同理，到了最終無法取得共識的情況下，美國的命運是由幾個大法官說了算，還是由占多數的美國人說了算？只要美國人民不打算把自己的命運輕易交出去，他們就會有自己的答案。而在1861年3月4日，在自己的第一次總統就職演講中，林肯就從大多數這個角度闡釋了民主的本質和共和的內涵，他說：「一個受著憲法的制衡，總是隨著大眾意見和情緒的慎重變化而及時改變的多數派，是自由人民的唯一真正的統治者。」
這句話，對今天的川普和他的共和黨支持者，以及最高法院的9名大法官，都具有深刻的啟迪意義。它清楚地說明，憲法既然是守護一群人的，那麼，從終極意義上說，這些被守護的人才是最終的決定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