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著名歷史學家、《黃花崗》雜誌主編辛灝年先生，1999年出版的歷史巨著《誰是新中國 》在北美華僑、特別是中國留學生中獲得巨大反響。大紀元徵得辛灝年先生的同意，刊登其中的部分章節，以還原歷史真相。本文轉自大紀元。
二 中共乘國難以圖存的口號與陰謀 ——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第一、蘇俄命令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由來、性質和轉變
一、共產國際反法斯統一戰線的由來和性質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上半期東西方法西斯的興起，給世界帶來了戰爭的巨大威脅，亦給地跨歐亞兩洲的蘇聯帶來了濃重的戰爭陰影。曾經為了發動世界共產革命，更為了「自保」，而一心要在別國進行「紅色顛覆」的蘇俄，終於意識到必須改變其對外戰略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由是，蘇俄乃假手共產國際，改變它一貫命令和要求各國共產黨在本國進行造反革命即顛覆的戰略，開始要求和命令各國共產黨謀求與本國政府建立反對法西斯的「民族統一戰線」，以在新的國際形勢下繼續「保衛蘇聯」和「武裝保衛蘇聯」。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三日，蘇聯《真理報》刊登了法國共產黨書記多列士的文章：「為統一戰線而鬥爭的法國共產黨」。《真理報》還同時發表了「爭取統一戰線，反對分裂」等文章，指出「共產黨人完全可以同社會民主黨領導人進行適當的反法西斯聯合行動」。[24] 中共黨史專家則稱「蘇聯《真理報》五月二十三日的文章，實際上是共產國際轉向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第一個信號」。[25]緊接著共產國際準備召開第七次代表大會。中共領袖王明參加了籌委會。會議通過五項議程的第二項就是「法西斯的進攻以及共產國際在爭取工人階級團結起來反對法西斯的鬥爭中的任務」，決定具體討論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問題。一九三四年六月十四日，聯共（布）駐共產國際代表曼努意斯基已在共產國際「七大」籌委會上建議，統一戰線的綱領應該「不是無產階級專政，不是社會主義，而是一個引導群眾為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而鬥爭的綱領」。[26] 一九三五年七月一日，季米特若夫就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的第二項議程，寫信給共產國際執委會，就統一戰線問題提出四點意見，其中第三點便是：「共產黨不要對統一戰線機構採取包辦的態度，不要裝腔作勢地談論共產黨的領導權，而要在實際上實現共產黨的領導。」[27]
由是可知，蘇俄在假手共產國際，命令各國共產黨在本國謀求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初期，其採取的仍然是，既要建立統一戰線，又要試圖通過建立統一戰線來實現共產黨的領導，以使統一戰線在實際上成為一個引導群眾為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而鬥爭的策略及手段。這個指導思想的建立，不僅為中共早期統一戰線的謀劃奠定了「陽謀」的形式，更為中共後期統一戰線的謀略，埋藏下了「陰謀」的方向。
二、共產國際命令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前期策略及其形成原因
首先，共產國際命令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前期策略的形成，是基於中共代表團就中共國內革命狀況的報告。據中共黨史專家稱：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為向共產國際和各國黨報告中國蘇維埃和紅軍力量的狀況作了準備。但是，王明、康生所領導的中共代表團卻遠不是實事求是的。周和森（高自立）整理材料，寫了一篇題為《中國蘇維埃的武裝力量》的文章。根據周和森所說，中國蘇區遍佈陝西、甘肅、四川、新疆、雲南、貴州、湖南、湖北、廣西、廣東、江西、福建、安徽、浙江、河南、山西等十六省區的一千三百四十個縣，並把全部中共軍隊分為三個部份：朱德徐向前部（指會合前的一、四方面軍）；賀龍蕭克部（指二、六軍團）；項英部（指南方各省游擊隊）。這篇文章誇大了紅軍的力量，說正規軍有四十八點五萬人，游擊隊有九十九點五萬人。周和森的文章還附有圖表和游擊區發展示意圖。共產國際「七大」剛一開會，周和森的文章就發表於一九三五年七月出版的聯共（布）機關刊物《布爾甚維克》雜誌第十四期上。而「中國紅軍粉碎蔣介石第五、第『六』次圍剿後蘇維埃和游擊隊發展示意圖」（單引號為引者所加），則由中共代表團精心繪製，置放於共產國際「七大」的會議大廳內。[28]
其次，共產國際命令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前期策略的形成，是因為一九三五年夏天，在得知蘇俄和共產國際要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之後，以王明為首的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曾趕在共產國際「七大」召開之前，起草並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據中共黨史專家稱：共產國際「七大」進行中，中共代表團的《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曾譯成俄文，送交斯大林和季米特若夫審閱，經同意，以中國蘇維埃中央政府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名義發表，文件註明日期為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所以稱為「八一宣言」。
八一宣言一方面慷慨激昂地宣稱：「蘇維埃政府和共產黨特再一次鄭重宣言：只要國民黨軍隊停止進攻蘇區的行動，只要任何部隊實行對日抗戰，不管過去和現在他們與紅軍之間有任何舊仇宿怨，不管他們與紅軍之間在對內問題上有任何分歧，紅軍不僅立刻對之停止敵對行動，而且願意與之親密攜手共同救國。」另一方面八一宣言又陰險地要「大家起來，衝破日寇蔣賊的萬重壓迫，勇敢地與蘇維埃政府和東北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組織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以取代正在積極抗日和正在積極準備抗日的中華民國政府。
必須指出的是，一九三五年夏天，中共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不僅早已失敗，並且其殘部的四處逃亡已歷時十個月之久。此時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向共產國際「七大」所作的，完全違背事實與極度作虛弄假的匯報，和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所發佈的八一宣言，尤其是這個宣言所宣稱的，既要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又要顛覆國民政府；既要抗日，又要瓦解國民革命軍；更要堅持抗日與反蔣並重，和蓄謀成立以中共蘇維埃政府及中共紅軍為核心的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的策略；就在實際上為蘇俄和共產國際於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原有陰謀基礎上，進一步制定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陰謀戰略，奠定了至為關鍵的基礎。
事實正是如此。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共產國際「七大」召開之際，共產國際執委皮克即在他的工作報告中說：「在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以後，採用蘇維埃形式的中國革命是一個突出的事件……只有蘇維埃才能使中國保持統一和獨立。」為此，當談到中共在建立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任務時，皮克又指出：「在反對本國資產階級和日本侵略者的鬥爭中，要把蘇維埃革命擴展到全中國去。」
一九三五年八月二日，季米特若夫在向共產國際「七大」作「法西斯的進攻和共產國際為工人階級反法西斯主義的統一而鬥爭的任務」的報告時，又明確指出：「在中國，那裏已經在大片的國土上建立了蘇維埃區域和強大的紅軍。日本帝國主義強盜式的進攻和南京政府的叛變，使中國人民面臨民族危亡的危險。這樣，中國的蘇維埃就強有力地表現出中國民族鬥爭的反帝力量的統一中心。」然後他便以支持中共統一戰線「倡議」的形式（指八一宣言），提出了建立廣泛統一戰線的問題。後來他還在《中國共產黨十五週年紀念》一文中說：「在中共所走過的道路上也有內部困難。它必須征服關門主義者的反抗，他們不瞭解在當前情況下中國人民求解放的唯一途徑是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它也必須反對機會主義 —— 投降主義分子，他們想放棄黨在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後來，他的話不僅成為毛澤東以「堅持獨立自主」為名，而蓄意推行消極抗戰和積極擴張的「合法」藉口，亦成為劉少奇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上一再堅持「既要反對關門主義、又要反對右傾投降主義」的理論依據。
一九三五年八月七日，中共領袖王明作了「討論季米特若夫同志報告的發言」。在這個長篇發言中，他說：「我認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蘇維埃政府應當發表一項聲明，向一切政黨、團體、軍隊、群眾組織和著名政治家說明情況，請他們準備參加進去組成一個統一的國防政府。」一九三五年八月八日，蘇聯《真理報》在報導王明發言時，曾特別地重複王明的話說：「……為挽救我們的祖國和我們的人民同所有的黨派進行談判。中國共產黨和中國蘇維埃政府提出為祖國解放和獨立而建立國民政府和抗日聯軍。」
由是可知，不論是共國際秉承蘇俄的意志，以要求中共實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還是中共在八一宣言中激昂慷慨地宣稱了他們要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決心，由於這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和決心，是在一個虛假的輝煌背景上所製造，又浸透著共產國際的陰險謀略，因此，在性質上，第一、它仍然是對於中華民國顛覆的繼續。第二、它將是中共欲在統一戰線的掩護下，為圖存和擴張所能夠找到的一個嶄新陰謀策略。其後的歷史發展，不僅完全證明了這一論斷的正確，而且，由於中共陰謀運籌這一策略的成功，竟使得這一借重「民族大義」所制定的陰謀策略，及其種種陰謀行徑，為挽救中共的覆亡，甚至是轉而推動中國共產革命的勝利，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三、蘇俄命令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前期策略的轉變及其原因
由於東西方法西斯勢力的日益猖獗對蘇聯產生了巨大威脅，由於中國的抗日對於蘇聯具有重大意義，還由於中共在蘇俄命令下的叛亂和叛國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由於上述原因正在促使蘇俄尋求儘快地改善它與中華民國政府的關係，所以，由共產國際「七大」所制定的，命令中共既要建立和實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又要藉助建立和實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進一步擴張中國蘇維埃運動和加緊顛覆中華民國政府的陰謀策略，也就不得不有所改變了。共產國際開始從要求中共執行「反蔣抗日」的統一戰線策略，轉變為開始要求中共執行「聯蔣抗日」的統一戰線政策。並且隨著形勢的發展，而逐漸地將命令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陰謀，轉變成了真心要求中共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命令。
這個轉變，在莫斯科自然比較容易為王明和中共代表團所接受。更何況，剛剛在共產國際「七大」上大吹特吹了中國蘇維埃運動「偉大成就」的中共代表團，又僅僅是在半個月之後，就知道了中共第五次反圍剿的徹底失敗，和中共殘餘紅軍正在四處逃亡的消息呢。誠如中共黨史專家們所說，共產國際「七大」閉幕之後，中國工農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以及有關長征和游擊戰爭遭受挫折的消息，傳到了共產國際……為此，共產國際和中共代表團才把建立以中共為領袖的「反蔣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變成了建立以「聯蔣抗日」，即以國民黨為主體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思想。誠如王明於一九三五年八月在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會議上所說的那樣：「僅僅靠紅軍的力量，還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而從政治趨向的觀點來看，還有很大一部份人民還沒有脫離其他政權和其他黨派的影響，他們今天還不擁護蘇維埃，而在其他政黨中，國民黨在當前則是一個最大和最有影響力的黨。」五十年後，王明又在他的《中共五十年》一書中說：「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我發表了『新形勢和新政策』一文……第一次表示了聯合蔣介石共同抗日救國的想法。」
第二、莫斯科與中國境內逃亡者們在建立統一戰線政策上的政治誤區
莫斯科和駐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團，雖然因為上述原因而改變了共產國際「七大」所制定的陰謀統戰策略，將「反蔣抗日」和擴展蘇維埃政權及中共軍隊的陰謀，迅速地改變成了「聯蔣抗日」和建立以國民黨為主體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但是，「由於共產國際『七大』期間我黨駐國際代表團發表『八一宣言』時，黨中央正在長征途中，由於與共產國際電台聯繫的中斷，無法掌握全局形勢的發展，和及時瞭解宣言的具體內容，因而不可能對黨的策略方針作出根本轉變」。[29] 所以，時至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中旬，當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成員張浩即林育英，將共產國際要求中共建立反帝民族統一戰線的決定帶到陝北中共中央時，所帶回的仍然是共產國際「七大」所作出的建立「反蔣抗日」統一戰線的決定。而由共產國際和中共代表團所改變了的、建立「聯蔣抗日」的統一戰線策略，卻滯留在莫斯科，並由於共產國際與中共中央的電訊聯繫沒有恢復，而造成了陰錯陽差之誤。
因此，對歷經逃亡而剛剛落腳在陝北的中共來說，對在一年多的逃亡中，還從來沒有想到要用抗日來作為「救命圈」的中共紅軍殘餘來說，共產國際命令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指示，「當時給我們的印象，似乎是一夜之間，整個世界都變了」，因為「共產國際指示中共，要中共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向」，以至「我們當時對於這些新消息極為振奮，一致贊成這個新政策」，因為「這在中共的發展上，似乎是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因為「現在蘇維埃走到窮途末路，非有這個改變不可」。[30] 於是中共黨史專家乃稱：林育英回到中共中央後，中共中央便發表了「一一二八」宣言，即「中華蘇維埃政府和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抗日救國宣言」。該宣言宣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與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特向全國人民宣言：不論任何政治派別，任何社會團體，任何個人類別，只要他們是願意反蔣者，我們不但願意同他們訂立抗日反蔣的作戰協定，而且願意進一步同他們組織抗日聯軍和國防政府……」
中共及其紅軍終於在日本帝國已經侵略我國四年之後，在歷經一年多輾轉逃亡，只剩下不足二萬人馬的窘境中，才在蘇聯的命令下，第一次喊出了抗日的口號，並從此開始了借抗日以反蔣、借抗日以圖存和借抗日以擴張的「中國共產革命」新階段。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陝北瓦窯堡召開會議，林育英在會上傳達了共產國際「七大」精神和中共代表團發佈八一宣言的經過。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窯堡通過了「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議」。該決議稱：「發動、團結與組織全中國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對當前主要的敵人 —— 日本帝國主義與賣國賊頭子蔣介石……只有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澤東又在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論述建立廣泛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指出無產階級必須堅持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擴大和鞏固紅軍根據地，「組織千千萬萬的民眾，浩浩蕩蕩的革命軍，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進攻的需要（按：不是向日本侵略者進攻的需要）」。
由是，中共黨史專家乃稱：經過瓦窯堡會議……中共中央沒有接受共產國際和中共代表團的「聯蔣抗日」主張，而是堅持了共產國際「七大」和「八一」宣言的立場，主張「反蔣抗日」。莫斯科建立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改變，顯然與中共逃亡者們的主張產生了重大政治誤區。然而，這個政治誤區卻為毛澤東和他的中共堅持誤了下去。因為，誠如張國燾所說的那樣，「抗日這頂大帽子，可以掩護一切。主要是野心家能在這頂大帽子下，實現自私的勾當」。[31]
第三、蘇俄聯蔣抗日的明確化和中共反蔣抗日的陰謀運作與發展
由於東西方法西斯勢力的愈加猖狂，由於蘇俄不得不重新計較自己的利害和得失，「一九三六年夏天……共產國際關於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著重點已經明確地轉向了團結蔣介石國民黨，以便促使蔣介石政府的對日抗戰」（按：蔣介石國民黨的對日抗戰絕不是由蘇俄來促成的）。[32]
所以，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當中國發生殘餘軍閥打著抗日旗號於兩廣發動叛變時，六月十日蘇聯《消息報》就發表了「是煙霧還是挑釁？」的署名文章，譴責中國殘餘軍閥所發動的「兩廣事變」，說：「事變所打起的抗日旗號，不過是控制國民政府的假面具罷了。」
所以，一九三六年七月，王明又在蘇聯發表了題為《為獨立自由幸福的中國而奮鬥》的文章，指出：「有些人用這樣的理由來反對紅軍與南京軍隊建立反日統一戰線，就是他們說：中國共產黨不能與舊敵蔣介石建立任何聯繫……為了反對共同的敵人和強大的敵人，為甚麼中共不能和蔣介石建立統一戰線呢？」
但是，正是在一九三六年夏天，當中共與共產國際的電訊聯繫已通，蘇俄對中共建立「聯蔣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要求，已經抵達延安之時，以毛澤東為實際領袖的中共卻制定了如下的陰謀策略：
一、打起抗日旗號，對外聯蔣抗日，對內反蔣抗日
一九三五年五月五日，中共中央發表「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第一次對外「放棄」了「反蔣抗日」的主張，轉為「聯蔣抗日」。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即二十天之後，毛澤東卻在致閻錫山的信中稱：「先生如能與敝方聯合一致，抗日反蔣，則敝方同志甚願與晉軍立於共同戰線，除此中國人民之共敵」（按：在毛的話裡，這個「公敵」仍然是蔣介石而不是日本）。
一九三六年五月三十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宣傳部「關於目前形勢和我們陝甘黨的任務討論提綱」提出，要「準備更多抗日的力量和更順利的條件去反對日本和賣國賊頭子蔣介石」。
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三日，即在兩廣「六一事變」發生後數日，中共中央又通過了「關於當前政治形勢的決議」，認為：「兩廣事變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民族革命的意義……在目前形勢下，抗日戰爭和反蔣戰爭是分不開的。」由是可知，中共和毛澤東不僅對兩廣事變的態度已經與蘇俄大相逕庭，而且在「反蔣抗日」還是「聯蔣抗日」這個根本問題上，更已經是內外有別，即對外搞陽謀和對內搞陰謀了。
二、打著抗日旗號對外逼蔣抗日，實際反蔣抗日
由於中共不能公然違背蘇俄及共產國際的命令，所以，毛澤東的中共就對外表示「聯蔣抗日」，對內堅持「逼蔣抗日」，實際上還是「反蔣抗日」。然而，蔣的抗日又何須中共來「逼迫」。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對內發出了「關於今後戰略方針」的文件，提出「我們的總方針應是逼蔣抗日，抗日與反蔣並提的口號是錯誤的」。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寫了《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由潘漢年送至南京。該書稱：「我們願意同你們結成一個堅固的革命統一戰線，如像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第一次中國大革命是兩黨間結成反對民族壓迫與封建壓迫的偉大的統一戰線一樣。」[33]
但是，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也就是在上述「致中國國民黨書」發出五天之後，中共中央卻向全黨發出了關於「逼蔣抗日」的指示。這個指示說：「在放棄反蔣抗日的方針之後，黨的方針是逼蔣抗日」。方針承認國民黨中央軍全部或其大部有參加抗日的可能。所以，「我們愈能組織南京以外的各派軍閥走向抗日，我們愈能實現這一方針。」
這就是說，中共不僅要在抗日的旗號下，實現與地方封建軍事勢力的聯合，而且還要在抗日的名義下，與這些朝附夕叛的殘餘軍閥結成反對蔣介石和中央政府的「統一戰線」。不幸的是，這個對中共來說乃是真正的「統一戰線」，竟在他們終於尋找到了一個最為合適的對象 —— 軍閥張學良以後，被實現了。
三、打著抗日旗號，實行西進擴張，以慘敗為告終
因林育英回國時曾帶回斯大林的指示，即「莫斯科對中共西進計劃的指示」。因該指示「說到川康地區紅軍打進新疆的計劃已經得到斯大林的讚許，斯大林認為如果中共紅軍能夠控制新疆和甘肅河西一帶地區，蘇聯將予以必須的軍火供應，並協助訓練工作，使成為一支勁旅」，所以，一九三六年十月，當第四方面軍與已經改編成為第二方面軍的紅二、紅六軍團，輾轉抵達蘭州以西的會寧，與第一方面軍會合之後，中共立即決定成立以第四和第二方面軍為主體的西路軍，實行西進計劃，奪取河西走廊，「……在政治上說來，是增加了我們與張學良在政治上聯盟的資本，即紅軍不局限於陝北的彈丸之地，而且握甘北、甘西一帶地區，這不僅可為西安的張學良保障後方，而且可以打通通往蘇聯的道路」。於是，張國燾又說：「我們開始執行上面所擬定的軍事計劃……我們這次軍事行動的主要口號就是北上抗日。」[34] 然而歷史的事實是，西路軍的向西北「進軍」，乃與日寇所侵佔的祖國東北領土背道而馳。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上旬，西路軍一支約二萬二千兵力，由徐向前率領從清遠渡黃河向西擴張，因遭遇政府軍追剿而徹底敗亡，僅存七百人，後由徐帶領逃入俄境，直至全面抗戰爆發後才陸續回到陝北。另一支由張國燾賀龍率領，約一萬五千兵力，於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中旬奪取了東接陝北的寧夏同心城，因立即遭遇政府軍圍剿，基本被殲滅。
至此，中共在分途逃亡到川康、陝北之後會合的三大主力，共伍萬五千人，僅剩下陝北的不足兩萬人馬了。然而，這兩萬人馬亦在政府軍的包圍之下，處在朝不保夕之中。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聯張反蔣」的毛澤東，卻率領張國燾、周恩來、彭德懷、賀龍、林彪等，以「中國工農紅軍首領」的名義，致電蔣委員長，要求「停止進攻紅軍」，「保證一致抗日」。
四、利用民眾抗日情緒，策劃抗日救亡運動以圖存
如前所說，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日本侵佔我東三省直到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王明在蘇俄承命統一戰線策略，發表八一宣言，第一次提出抗日，中共既不抗日，也從來沒有為抗日而要求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更沒有發動過任何「抗日救國或抗日救亡」的運動，沒有提出過任何「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要求。如果有，那也只是中共為在內地農村發動和擴大武裝叛亂，旨在「武裝保衛蘇聯」，而由中共城市地下組織借抗日的名義煽動年輕學生，以與之裡應外合而已，如一九三一年秋冬由中共策劃和指揮的搗毀《中央日報》、沖砸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並包圍南京國民政府的「學生運動」。但是，一九三五年底，當逃亡陝北的中共中央及其紅軍殘餘，在獲悉了共產國際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指令以後，為了「圖存」，不僅迅速地接過了「抗日」的旗號以自榜，而且立即開始策劃「抗日救亡運動」，宣傳「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口號，企圖借抗日以「圖存」。據中共現代史教材稱，中共中央瓦窯堡會議之後，「中共北平臨時工作委員會先策劃成立了北平學生聯合會，後又與北平學聯多次舉行秘密會議，經過反覆研究，決定以請願的方式發動和組織一次『抗日救亡』運動」。[35] 實際上，則是借喊抗日以救中共之亡的運動。這便是一二九「學生運動」的政治背景。用中共今天的話來說，中共乃是這次「學生運動」的黑手。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共又策動它的中華全國總工會致書全國工人，號召工人組織起來，聲援北平學生抗日救亡運動。企圖利用人民的愛國反日情緒，將救中共之亡的運動推向全國。用中共今天的話來說，則是陰謀製造混亂、動亂和暴亂。
一二九運動對中共的歷史作用是重大的。用中共史家的話說就是：一二九運動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它有力地宣傳了「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主張，進一步推動了全國抗日民主運動的蓬勃開展……一二九運動中的先進青年，後來沿著中國共產黨所指引的道路，深入到工廠、特別是深入到農村和革命隊伍中去，走上了與工農兵群眾相結合的道路，其中許多人成了中國革命事業中的骨幹力量。」[36]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在為中共竊據的上海文化界，中共地下黨乃利用中華民國政府所給予人民的言論出版自由，策劃發表了「救國運動宣言」。十二月十七日，中共策劃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國會」，並完全按照中共口徑發表宣言，提出「迅速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停止一切內戰，釋放一切政治犯」。
一九三六年二月，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發表「告國人書」，明確指出「上海愛國救亡運動」是「共產黨的陰謀」，並且證據確鑿。但是，為中共一手操縱，並享有新聞、言論、結社之充分自由的上海文化界救國會竟立即發表「對中宣部告國人書之辯證」，公開攻擊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誣蔑」。（按：這在一九四九年後直至今天的中國大陸，誠為「不敢想像」。）
一九三六年五月三十一日至六月一日，中共地下黨又在上海策劃召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大會」，聯絡二十餘省六十多救亡團體，以所謂公正的姿態，借「成立大會」宣佈：「只要抗日，而不幫助任何黨派爭奪領導權」，實際上卻在中華民國國難深重的歷史時刻，在國民政府已經領導過淞滬抗戰、長城抗戰和正在積極準備全面抗戰的情形下，為中共乘亂圖存，製造了全國性的動亂、混亂甚至是暴亂。後來被證明與中共有著千絲萬縷關係的所謂上海七君子，實為中共製造這樣一場混亂、動亂與暴亂，直至為中共救亡，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對此，他們在「解放後」不僅早已供認不諱，而且炫耀不已（參見「君子」們的各種回憶文章）。
五、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名義下恢復地下組織、再造共產革命
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窯堡會議之後，劉少奇即被派往華北，並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名義下，恢復與主持中共中央華北局，重建和發展中共地下組織，成立形形色色的所謂抗日救國團體，借用「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口號，對政府和軍隊，尤其是對擔負征剿中共紅軍的西北軍和東北軍上層進行滲透、拉攏和策反。
一九三六年四月和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劉少奇在中共河北省委內部刊物《火線》上先後發表了「肅清立三路線殘餘 —— 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與「民族統一戰線的基本原則」等文章。他說：「廣泛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已成為我黨領導中國革命到勝利之路的中心問題與關鍵問題；與敵人營壘中可能與我們合作的成份，或者今天還不是我們主要的敵人者，建立暫時的聯盟，去反對主要的敵人，是向那些願意同我們同盟者作必要的讓步……」在這裡，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已經被偷換成作為暫時聯盟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而這個革命統一戰線的性質，又是為了反對主要的敵人 。而這個主要的敵人，顯然不是日寇。
劉少奇還說道：「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提出，是從一九二七年以來，我黨在策略上的最大轉變……但並不改變革命的性質和革命的任務。」由是可知，這個名為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在實際上，不過是中共要繼續實行共產革命而非進行抗日救國的陰謀策略罷了。
他還說：「在統一戰線中，共產黨在政治上和組織上都是獨立的。同時，一分鐘也不能忘記自己的最終目的，一分鐘也不能放棄用共產主義精神去教育群眾與組織群眾的獨立工作，一分鐘也不能放棄為無產階級本身利益而鬥爭。」顯然，中共究竟要借「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來做些甚麼，劉少奇已經說得再明白不過了。
劉少奇甚至說：「在民族統一戰線內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工作，就是不能免的。領導權問題，是民族統一戰線的中心問題；民族統一戰線未形成前，拒絕統一戰線的左傾思想，是危險的；統一戰線形成後，右傾思想就將逐漸地成為主要危險；中國的無產階級要在正確的戰略和策略指導下，將集中全國所有的革命力量在自己的周圍……」在劉少奇看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中心問題是領導權問題，而不是抗日的問題，更不是民族存亡的問題。中共要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將全國所有的革命力量（ 按：不是抗日力量，或曰僅是打著抗日旗號的革命力量），集中在中共的周圍。劉少奇作為中共白區工作模範的歷史功績，正是從這裡開始建立；他作為中共領袖的地位，也正是從這裡才開始得到中共全黨的認同，特別是毛澤東的重視。
據中共現代史稱，在劉少奇赴津恢復中共中央北方局不數月後，已經聯繫到的脫黨者和新發展者，已達五千人。[37]
由於中華民國政府給了民眾新聞、言論和集會、結社的很大自由，一九三六年春，中共北方局發動北平學生與少數上層知識份子，成立了由中共掌握的「華北各界救國聯合會」，進一步掀起了華北「抗日救亡」的高潮；一九三六年二月，中共於華北策劃成立了「革命青年團體」 「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以作為中共的外圍組織，意在求解放，而非求抗日；一九三六年四月，中共策動「北平學聯」改名為「北平學生救國聯合會」。五月，又在上海策劃成立了「全國學生救國會」。學潮遂由此而疊起，中共地下組織亦由此而得以擴展。一場完全是為了救中共而非救中國的「抗日救亡」運動，開始橫行在國難深重的祖國大地上，並由是而製造了極大的和連續的混亂、動亂及暴亂。
一九三六年春夏之間，中共北方局通過各種關係派出幹部到宋哲元、閻錫山、張學良與楊虎城的軍隊中，接洽聯繫中上層軍官，離間他們與中華民國政府及蔣介石的關係，以所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名義，勸阻他們不要「進攻」紅軍，直至策反他們以抗日的名義來對抗中央政府和蔣介石。一場聯張反蔣「抗日」的陰謀，從此緊鑼密鼓地開始了運作；一場罔顧中華民族危亡的陰謀武裝政變，就要被搬上歷史舞台。
六、決策聯張反蔣「抗日」，策動西安武裝政變以圖存
誠如張國燾在他的回憶中所說，「陝北同志推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之初，所找到的對象不是蔣介石，而是張學良。因此，中共的政策也就隨著這一事實而有所變化。」[38] 換句話說就是，「原來的聯蔣抗日政策，變成了聯張反蔣抗日」。[39] 雖然張國燾認為，張學良原來在他們的眼中是比蔣介石還要壞的反動派。這是因為剛落腳陝北的毛澤東，看到了張學良與日本有殺父之仇，看到了東北軍失土戀家的心態，看到了張學良作為一個不抵抗將軍所承受的巨大壓力，看到了一位少年軍閥的幼稚和野心，更看到了他為了以西北為根據地與蔣介石對抗，雖不重視紅軍，卻重視中共與蘇聯的關係。[40] 當然，中共領袖們更加看到了的，乃是張學良志大、位尊卻又才疏學淺、毫無經驗的公子哥兒性格（參見上卷第六章兼論）。於是，「與西安的電報往來完全由毛澤東處理，他每次接到西安來電，就邀我們去談論一番。這些電報有些是關於蔣要在西安舉行剿匪會議，指示剿匪機宜，有些是關於西安和其它地區抗日運動的發展情形，我們便據此謀求對策。我們回給張學良的電報，則都是毛澤東的精心傑作，字裡行間極盡打氣之能事」。[41]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發，毛澤東立即說：「這件事，我們應該站在後面，讓張學良去打頭陣。」[42] 而「我們這些中共中央負責人，沒有一個想到西安事變可以和平解決。……有的人主張把蔣殺了，以絕後患；有的人主張將他嚴密拘禁起來，作為人質，逼南京抗日，並形成西安的軍事優勢」。[43] 此後，「西安的電報雪片般飛來，多數是報告拘留蔣氏的經過，以及南京方面的反應……張學良的來電對如何處理蔣的問題，頗表躊躇；對南京的軍事壓力，也頗有顧慮。毛澤東聚精會神地在那裏草擬電報，不是獨尊張學良為『全國抗日領袖』，便是讚揚他『一舉手便扭轉乾坤』。他的電文在說到嚴密看守蔣時有這麼一段：『我公顧慮周詳，梟雄自難漏網；但誠恐有萬一之失……誠如來電所云，蔣某確係賣國獨夫，理應付之國法，弟等極力贊成由人民公審……』」。「毛說他所草擬的電報，處處給張學良暗示，要他堅決對付蔣，但在文字上不能赤裸裸地說出來，否則將來要留下痕跡的……」。毛「微笑著安慰朱德說，我和你的意見並無不同之處，不同的只是方法；我已著力暗示張學良應該如何做，但這『殺』字不好由我們口裡說出來」。[44] 「我們致莫斯科的電報是毛澤東起草的，除報告西安事變真相外，並指出這是根據張、楊、共三角聯盟抗日反蔣的協議而發生的，中共中央已積極推動張、楊堅決與蔣分裂。」[45]
然而，「幸好莫斯科的回電於十三日晚間到達了……第一段，肯定西安事變是日本陰謀所製造；並說明張學良左右和他的部隊裡，暗藏著一些日本間諜，利用張的野心，甚至利用抗日的口號，製造中國的混亂，我們若聽任其發展下去，中國將出現長期內戰，抗日力量，因之完全喪失，日本便可坐享其利。蘇聯絕不會為這種陰謀所利用，更不會給予如何支援；相反的，現已明白表示反對態度。第二段指出中國目前所急需的，是一個全國性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因此，最重要的是團結和合作，而不是分裂和內戰；並說明張學良不能領導抗日，蔣介石如能回心轉意，倒是能領導抗日的唯一人物。第三段指示中共應爭取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利用這一時機與蔣介石做友善的商談，促使其贊成抗日；並在有利的和平解決的基礎上，自動將其釋放」。[46] 「斯大林電報到後，毛澤東……踱來踱去……曾很急躁地表示：『反了，天翻地覆了，從前我們向張、楊那麼說，現在又要反過來這麼說，張楊不會說我們反覆無常嗎？』」[47]
應該說，張國燾在他的《回憶錄》裡，確已把中共策動西安事變的真相，栩栩如生地描繪了出來，這也是中共聯張逼蔣，並終於「逼」出西安事變的第一手證詞。但如果有人不相信中共「叛徒」張國燾的話，那末，其它的相關文件和資料，特別是在大陸出版的中共黨史研究著作，已有力地佐證了張的話不是謊言。
其一、據中共黨史專家稱：「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變發生當天，中央給在華北工作的劉少奇的電報中，明確指出要擁護張、楊的革命行動。」十二月十九日（即在接到莫斯科指示以後），「中央關於西安事變及我們的任務的指示」雖然批評張、楊「多少採取了軍事陰謀的方式，把南京置於西安的對立地位」，但總的還是肯定「西安事變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代表要求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內戰並接受了共產黨抗日主張的結果」。[48]
其二、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四日蘇聯《真理報》發表了長篇社論《中國發生事變》。該文稱：「陝西省發生了舉世矚目的重大事件。據各國通訊社所發自中國的不完整的消息稱，駐陝西省的張學良部隊發動了反對南京中央政府的兵變並將政府首腦蔣介石將軍扣作人質……毫無疑問，張學良部隊舉行兵變的原因，應當從不惜利用一切手段幫助日本帝國主義推行奴役中國事業的那些親日分子的陰謀活動中去尋找……」斯大林顯然因為不瞭解西安事變乃為中共「聯張反蔣」的陰謀所策動，所以，《真理報》才會講出如此激烈的言詞來。
其三、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共產國際執委會向中共中央發出了由總書記季米特若夫簽署的電報，稱：「……張學良的行動無論其動機如何，客觀上只能有損於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力量的團結，並鼓勵日本的侵略。」
其四、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蘇聯《真理報》報導說：「西安事變發生之初，當時世界報刊均認為，事變正中日本下懷。波蘭《信使晨報》甚至指出，蔣介石被扣留的消息在日本關東軍中引起一片歡騰……」
必須指出的是，中國共產黨「聯張反蔣」策略的成功，雖然一手策動了罔顧民族危亡的陰謀武裝政變 —— 西安事變，但因全中國各派政治力量和全國人民的憤怒指斥，全世界輿論的共同反對，主要是他們的「工人階級祖國」的需要和「共產國際」的指示，他們才在斯大林的命令下，將自己打扮成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調停者」，實際上則是「解鈴還得繫鈴人」，從而由中共一手導演了一出以賣國和「愛國」同為主題的新編現代歷史劇。雖然這出新編現代歷史劇在現實中以大團圓的局面收場，導演者不僅掩飾了罪孽，而且變成了和平的使者，但卻把它悲慘的結局留給了後來的歷史，留給了它苦難的中國大陸人民。
參考資料：
[24]蘇聯《真理報》，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三日。
[25]向青：《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關係史稿》第一八八頁。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26]同上。
[27]同25，第一九零頁。
[28]同25，第二六八頁。
[29]同11，第一一九九和一一二零頁。
[30]同上，第一二八八頁。
[31]0同上。
[32]同05，第二六九至二七零頁。
[33]同25，第二零九頁。
[34]同11、第一二零八頁。
[35]北師大編《中國現代史》第四零六頁。
[36]北師大編《中國現代史》第四零一頁。
[37]參見北師大等編著的《中國現代史》。
[38]同11，第一二零二頁。
[39]同11，第一二零二頁。
[40]同11，第一二零二頁。
[41]同11，第一二三六頁。
[42]同11，第一二三七頁。
[43]同11，第一二三九頁。
[44]同11。
[45]同11，第一二三八頁。
[46]同11，第一二三八頁。
[47]同11，第一二三八頁。
[48]同25，第二一零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