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新中國》下卷第四章：中共假言抗日以圖存、藉口抗日以擴張（下）
一 中共對外保證擁蔣抗日、對內決策日蔣火拚
當我們已經對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口號、策略和理論的陰謀本質，有了一個清晰的認識之後，我們就能夠將中共假抗日和真擴張的行徑，以及中共乘國難以一意準備奪取政權的事實認識清楚了。
第一、一九三七年八月中共對內的兩個秘密指示
一九三七年五月，劉少奇曾在中共「白區」黨的代表大會上作了「關於白區黨的群眾工作的報告，指出「各地黨組織應該在中央幫助下迅速地恢復起來，並且謹慎地認真地發展黨員；要訓練出大批幹部分配到各條戰線上去，這是黨的中心工作……」蘆溝橋事變發生後，中共雖然於七月十五日即發表了「國共合作、共同抗日宣言」，同一天，朱德又發表了「七一五對日進行抗戰」講話，然而，事不過半月，當國民黨軍隊在平津對日寇的節節抵抗，已經打得十分地壯烈與殘酷，第二次松滬抗戰就要爆發之時，中共中央卻對內秘密發出了「關於南方各游擊區工作的指示」。這個內部指示的前言，稱發出這個指示的目的，是為了「開展統一戰線工作，保存與擴大革命的支持點。」這個秘密指示的主要內容是：
（一）政權問題第三條：在鄰近游擊區域周圍的國民黨區域，我們必須利用一切舊關係打進舊政權中，去充當保甲長或區長及職員等等。
（二）土地問題第三條：要利用國民黨舊有的組織，如農村復興會、合作社等等，到裡面去工作，在真正為群眾謀利益的過程中去取代領導。
（三）武裝問題：在保證與鞏固革命武裝、保障黨的絕對領導的原則下，一、較大的紅色部隊可與國民黨附近駐軍或地方政權進行談判，改變番號與編製以取得合法地位……。二、改變番號與編製後，部隊中可成立隊長或副隊長、政治部主任或總支部書記的黨的秘密委員會，領導部隊中的一切工作。三、脫離生產的小的地方性游擊隊，游擊小組，原則上可一律變為民團，以取得合法地位，不可能時，仍可非法存在。四、赤衛隊取消，有計劃有組織地改變番號，用抗日義勇軍或抗日游擊隊名義，根據黨的新政策，進行獨立的活動，以靈活的游擊行動，去發動組織人民，建立黨的秘密組織……。
（四）群眾工作問題：二、在順利的條件下，如果革命的群眾團體還不能公開存在時，黨應當根據當地的實際環境，利用一切合法的組織形式去進行組織群眾的運動。三、黨必須及時注意與糾正左傾關門主義與盲動主義以及右傾的尾巴主義與失掉階級立場的投降主義的錯誤。四、必須有計劃地去開展四周國民黨區域的群眾工作。
（五）國民革命軍工作：二、利用一切機會去接近下級的官佐和士兵……建立黨的秘密組織（按：中共在之後歷次對國民黨、國民政府和國民革命軍的公開宣言中，均聲稱絕不在國民革命軍中建立中共的秘密組織）三、頑固的反動的民團與土匪的堅持者與我們作對者，爭取不可能時，可以以政治瓦解與軍事進攻消滅之。
（六）黨的組織：一、普遍建立黨的秘密組織。無論是蘇區，還是游擊區，黨的組織必須全部變為秘密的組織，不必公開的幹部和黨員，不應在群眾中以共產黨員的面目出頭。對於黨員，要注意秘密工作的教育和執行。對於在政權中工作的黨員和左派份子，絕不要他們直接作黨和群眾的工作，僅能做群眾工作的掩護者，只能在他們的地位上作他們能做的工作……。二、……要真正建立黨團工作，一切工作經過黨團。三、有組織、有計劃地以馬克思列寧主義重新訓練黨的幹部和黨員，了解黨的新政策。要有計劃地有系統地舉辦黨校與訓練班。
（七）解釋工作：必須在黨內外解釋，同國民黨求得和平妥協，需要我們長期忍耐與不屈不撓的艱苦鬥爭……我們仍應保持過去十年來艱苦卓絕的革命傳統，在新的條件下為執行黨的路線而奮鬥。[1]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又對內發出了「關於抗戰中地方工作的原則指示」。
這個原則指示的第六條稱：共產黨員應該以抗日積極份子的面目，參加到政府與軍隊中去，並取得其中的領導位置。
第七條稱：在抗戰中，應該爭取民主權利的鬥爭。利用一切機會組織工人、農民學生、市民自己的合法的群眾團體。或加入到已有的國民黨所控制的機關（如黃色工會、農會、學生自治會等）中去工作，轉變他們為這類的群眾團體。利用一切方法動員群眾爭取民主權利，擴大政府所謂允許民主的範圍，一直到言論、集會、結社、出版自由之完全取得。
第十一條稱：同各黨各派的政治鬥爭，是任何時候不能放棄的。但如何爭取抗戰順利的問題，應該成為鬥爭的中心。應該到處提出黨對於保證抗戰順利的具體主張與辦法，批評其他黨派的不徹底不堅決，以動員全國人民，環繞在我黨主張與口號的周圍。
第十二條稱：用一切方法爭取黨的公開與半公開。但同時應該鞏固與擴大黨的秘密組織。[2]
應該說，這兩份發出在七七事變剛剛發生之後的內部指示信，不僅是對「四項保證」的立即背叛和徹底背叛，而且已經將中共慾在抗日的名義下，恢復和擴張一己力量的陰謀謀略，表現的淋漓盡致。在這裡，抗日，已經完全成為一個幌子。抗戰和如何抗戰，已經完全被拋到了九霄雲外。而利用抗戰的名義，利用抗戰的形勢，利用民眾的抗戰要求，利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口號，和利用國民政府所給予的合法地位，所幹的，或曰一心想要干的，無非是既要擴大中共抗戰的虛假名聲，又要詆譭其他真正抗戰力量的影響，更要乘機打擊正在艱難領導全民族抗戰的國民黨和國民政府，而這一切都無非是要乘機擴張和準備奪權罷了。二十年代中期，中共在蘇俄的命令下對國民黨施行挖心戰術，以求發展與擴張的手段和經驗，又被施展到了全民族奮起抗戰的日子裡。只不過此時的中共，剛剛絕處逢生，「合法」伊始，力量尚薄，無力張狂。因而不喊抗日，便不能合法和存在；不喊統戰，便不能捲土重來。由是，中華民族為保存自己血脈的偉大衛國戰爭，便在中國共產黨的手裡，全然變成了營造和擴張中共一黨之私慾的時機、藉口和手段。
第二、一九三七年八月中共洛川會議的由來及其對外和對內的兩面政策
國民政府軍 —— 國民黨軍隊在平津節節血戰日寇的壯烈犧牲景象，不僅震撼了全國人民；第二次上海抗戰、即八一三松滬抗戰的爆發和慘烈，更是揪住了全國的人心。這就使得「七七」以來僅僅是對外大言抗日的中共及其軍隊，面臨著一個十分尷尬的局面。誠如張國燾在他的《回憶錄》中所敘述的那樣，「八月上旬，日軍向平津進攻，山西已受到威脅；南京急電八路軍，催促即開赴前線，受閻錫山指揮，阻止日軍前進。周恩來也由南京來電，要求八路軍遵命迅速開往，表示抗日的積極態度。毛澤東代朱德草擬復電，老是藉故推脫，不是說補給尚待充實，就是說編製工作尚未完竣，要求暫緩出發。……八月十三日，日軍進攻上海，戰事大規模進行，八路軍出發山西前線的事，似乎不好再拖延了。毛澤東提議中共中央立即舉行一次擴大會議，以便在八路軍出發前，決定中共在抗戰時期的全盤政策。」[3]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日左右，中共中央擴大會議在延安南九十公裡洛川縣城附近的一個村莊舉行。參加會議者，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央各部首腦外，重要軍政幹部和重要軍事將領朱德、彭德懷、賀龍、林彪、劉伯承等都參加了會議。
一、中共洛川會議的對外宣言 —— 陽謀
其一、《毛澤東選集》一九六七年版第三六六頁註釋載：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陝北洛川通過了「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該宣言第八條稱：共產黨及其所領導的民眾和武裝力量，應該最積極地站在鬥爭的最前線，應該使自己成為全國抗戰的核心，應該用極大的力量發展抗日的群眾運動。不放鬆一刻功夫一個機會去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只要真能組織千百萬群眾進入民族統一戰線，抗日戰爭的勝利是毫無疑義的。
其二、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洛川會議通過併發布了「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鬥爭」的《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雖然該綱領包藏禍心，卻宣誓曰：
為保衛華北和沿海各地而血戰到底。
為收復平津與東北而血戰到底。
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
反對任何的動搖和妥協。
其三、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第十八集團軍正副總指揮朱德、彭德懷發表就職通電稱：……日寇進攻，民族危急，敝軍請纓殺敵，義無反顧！……德等願竭至誠，擁護蔣委員長，追隨全國友軍之後，效命疆場，誓除日寇，收復失地，為中國之獨立自由幸福而奮鬥到底。
然而，這都是表面文章。是喊給國民黨、國民政府和全國人民聽的。
二、中共洛川會議的對內決策 —— 陰謀
其一、決策失敗主義的「日蔣火拚」。在洛川會議上，張聞天作為當時名義上黨的最高負責人，曾在他的開場白中說：「以往中共的方針是推動國民黨抗戰（按：國民黨的抗戰豈是中共推動的），現在抗戰既已成為事實，就應從根本上考慮中共在抗戰中的任務。」[4] 張國燾在《回憶錄》中指證說：「他（張聞天）引證列寧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是採取使沙皇政府失敗的政策為根據，認為中共在抗戰中的基本策略應該一箭雙鵰，使日本和蔣介石和一切反動勢力相繼失敗……強調中共的抗日政策是十足的失敗主義策略，因此肯定必須使蔣介石失敗，使日本和蔣介石都因戰爭而瓦解。他還說，國民黨抗戰不會有好結果，不是在戰爭中一敗塗地，便會在中途妥協（按：所以中共才要「推動」國民黨抗戰）。」[5] 張國燾繼續指證說：「毛澤東繼張聞天之後發言，表明支持張聞天的見解。他認為日本的軍事勢力遠勝中國，抗戰絕無僥倖之理。前此中共強調武力抵抗日本，並不是認為就可以打贏，而是為解決國內矛盾所必須。他警告不要為愛國主義所迷惑，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要知道日本的飛機大炮所能給予我們的傷害，將遠過於蔣介石以前所給予我們的危害。」[6]
其二、決策「獨立自主」的陰謀「抗日」策略。張國燾指證：「毛澤東接著強調中共和八路軍應該絕對地維持獨立自主。他說明八路軍此後應完全遵照中共中央軍委會的指示行事，南京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和各戰區司令長官對八路軍有任何命令，都應先報告延安，聽候處斷。凡不利於八路軍的任何命令，一概應用任何藉口，予以推脫……紅軍改稱八路軍，但其內部體系，一仍舊慣，不得有任何變更；尤其要嚴防國民黨滲透到紅軍裡來。中共所發展起來的抗日根據地的一切，都鬚根據延安的指示處理，自成體系。在國民黨區域裡的中共組織，除少數人可以露面外，仍須保持地下組織的特性，展開對國民黨的批評。尤其要反對漢奸和妥協活動，以期達到爭取群眾的目的。……八路軍應堅持游擊戰爭，避開與日軍的正面衝突，避實就虛，繞到日軍後方去打游擊，主要任務是擴充八路軍的實力，並在敵人後方建立中共所領導的抗日根據地。」[7]
張國燾的指證沒有不准確的地方。因為，在此之前，中共的內部指示已經是它的證明；在此之後，毛與中共的做法更完全證明了張的誠實（參見下文）。尤其是毛澤東所提出的「獨立自主、游擊戰爭和建立中共領導下的敵後抗日根據地」這三項假抗日、真擴張的陰謀策略，確實成了中共在整個抗戰期間的主要陰謀謀略。由是可知，這個由張聞天和毛澤東所制定的失敗主義與日蔣火拚的陰謀抗戰謀略，就不僅在實際上是對中共「四項保證」的徹底揭穿，而且，更是對他們自己對外高喊「抗日」的徹底背叛。難怪張國燾說：「我當場聽了張聞天、毛澤東的言論，覺得他們把底牌揭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遭到蹂躪，民族大義也不受重視，抗日烈火也並沒有改變這兩個自私的陰謀家的心腸。」[8]
其三、洛川會議的內部爭論與解決。應該承認的是，張聞天和毛澤東在洛川會議上所提出的陰謀抗戰策略，並沒有得到所有中共與會人員的贊成。不僅部分有著愛國情緒的軍事將領對此有看法，連周恩來也在一定程度上持保留態度。因為他需要與國民黨和國民政府週旋，需要「要槍、要錢、要編製和要地位的本錢」。而其他到會者也「或多或少地表示張聞天和毛澤東的意見，不能完全同意。有的說到我們所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實行時不好變化得太快，有的說到仍應委曲求全，力爭抗戰勝利。有的說到絕對的獨立自主不易實行。有的說到八路軍將來在前線作戰，不能限於只打游擊戰……」「毛澤東看形勢不對，於是提議休會三天……實際是停止討論，仍然按照他自己的主張行事。在休會三天裡，毛忙著與軍事幹部舉行各種會議……三天後復會，毛澤東首先報告，謂現在大家的看法大體歸於一致。」[9] 然後，洛川會議便作出了與會議的實際精神完全悖反的，高喊抗日、卻又深藏禍心的兩個對外文件，這就是前文已經提及的《中共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和《關於目前形勢和黨的任務的決議》。
然而，毛澤東絕不會改變他的陰謀抗戰策略。蘇聯《塔斯社》記者、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彼得．富拉基米若夫曾在他的《延安日記》中記述道：「據他看（指毛澤東）戰爭有利於奪取政權，因為戰爭能削弱和破壞重慶政府的力量。按照當前形勢看，應讓中央政府的軍隊去冒危險，而自己卻要避免對日本進行積極的鬥爭。這樣就能建立起自己的權勢來。毛澤東認為，敵人的勝利是削弱蔣介石勢力的一個因素。因為中共領導把國民黨看成是主要的敵人，不遺餘力地要奪取中央政府所控制的地盤，用各種手段來達到目的。因此，中共軍隊只能在表面上服從南京，實際上必須服從延安指揮。南京任何命令，必須先報告延安，以保持獨立的黨，獨立的軍隊，獨立的指揮系統，並且主要是擴張地盤。」[10]
對此，中共的黨史學家們也曾極為肯定地說道：「配合國民黨友軍作戰，是在我黨的絕對領導和直接指揮下進行的」。[11]
其四、中共洛川會議陰謀決策的貫徹和實行。由於山西的對日抗戰已經打得十分激烈，因而毛澤東已經不得不命令部隊開赴「前線」。但他不僅命令八路軍的三個主力師開赴「敵後」，不僅對八路軍主力部隊交代了「主要是作群眾工作以發展革命勢力」的指示，而且，當八路軍的個別將領在政府軍浴血抗戰的刺激之下，已存有「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心態時，毛澤東乃一日數電地命令，指示，甚至是軟硬兼施地要求八路軍「不得打大仗、硬仗和運動戰」，而只需到敵後去發動群眾，堅持所謂的山地游擊「戰」和建立由中共領導的敵後「抗日」根據地。
歷史的事實是，洛川會議之後，毛澤東即命令林彪的一一五師潛入晉察冀山區，賀龍的一二零師潛入晉西北山區，劉伯承的一二九師向魯冀平原發展。其目的，均在繞到敵後，以謀擴張。
歷史的事實是，「毛澤東曾在九月十二日致彭德懷電；九月十六日致林彪電；九月二十一日致彭德懷電；九月二十五日致朱德、彭德懷、任弼時、周恩來電；同一天致周恩來、劉少奇、楊尚昆電等一系列指示中，反覆強調了我軍必須堅持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不能採取運動戰的方針，應該把工作重心放在放手發動群眾，通過山地游擊戰，深入敵後，建立根據地，獨立自主地發展和壯大革命勢力。」[12]
歷史的事實是：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一日，平型關戰鬥發起前，毛澤東在給彭德懷的指示電中曾說：「只想以陳旅（按：即參加過平行關戰鬥的陳光旅）集中，相繼給敵以打擊，暫時不分散，這種一個旅的暫時集中當然是可以的。但如許久還無機可乘時，仍應適時把工作中心轉向群眾工作為宜。」[13]
這就是毛澤東制止八路軍抗日的「五封電報」，也是中共黨內、軍內曾盛傳八路軍參加平型關戰鬥是違背了中央指示的由來（參見下文）。而也正是這五封不准抗日的電報，才把毛澤東對內決策的假抗戰謀略，強行地予以貫徹和執行了；才將毛澤東命令八路軍 —— 這一支由國民政府武裝起來的正規軍，只能將做群眾工作當作中心工作，而不得將抗日作為主要任務的陰謀暴露無遺；更把中共高喊「抗日」的綱領和決議，自我地揭穿無遺。
第三、中共參加平型關戰鬥和發動「百團大戰」的真相
一、平型關戰鬥的真相
其一、平型關戰鬥是全面抗戰前期發生在長城沿線的一場大型戰鬥，是華北京漢、津浦、京綏三線諸大型戰鬥中的一次戰鬥，也是蔣介石命令在華北實行節節抵抗方針的一個具體戰鬥（參見上卷第六章）。這場戰鬥以國民黨軍隊為主力，消滅了敵阪垣師團二十一旅團的主力，對振奮人心起到了很大作用。然而，八路軍某部卻是在局部地抵制了毛澤東連續五次命令的前提下，才介入了這一場戰鬥，而不是「指揮和參加這一場戰鬥的領導和主力」。不過是極不情願的「配合」作戰，伏擊了敵人的輜重、即補給部隊而已。
其二、一九八六年，中國大陸學者就已經在「平型關伏擊戰所殲之敵非第二十一旅團主力」的論文中，論證了八路軍伏擊的「只是日軍預備隊一千餘人和輜重」，即一支補給部隊。其理由，一是從繳獲敵人的武器裝備來看，所殲之敵非主力編製。二是從繳獲敵人的軍用物資來看，軍用食品無數，單是日本軍大衣，就夠中共一一五師每人一件（一一五師當時有一萬五千人）。三是從當時敵人主力所處位置來看，敵二十一旅團主力於九月二十四日晚在平型關、團口即講堂村一帶陣地進攻國民黨軍隊，於二十五日占領了該地附近長城正面約兩公裡的地方。因此，九月二十五日從靈丘方面開出的，不是敵人主力。四是從有關資料來看，九月二十五日，「第一一五師向蔡家山谷、小寨村攻擊之部隊，於十二時左右於小寨村將敵兵站守備隊約一個大隊兵力全部殲滅」。五是日本方面記敘，「第一一五師在通往靈丘 —— 平型關的小路上伏擊日本補給部隊，使日軍遭受極大損失」。「中國軍在平型關陣前進行反攻，同時，共軍的一部，伏擊第五師團非戰鬥部隊的補給部隊，使該部受到極大損失」。[14]
其三、中共黨史專家們指出，「過去有一種觀點，認為平型關戰鬥意義很大，但存在嚴重錯誤，主要是違背了黨中央的戰略方針」。至於黨中央究竟有一個甚麼樣的「戰略方針」，前文已經道盡，此處無需贅述。
二、百團大戰的真相
其一、百團大戰顯然不是一場大型的戰役或大型的會戰。台灣一九八八年出版的《中國現代史》稱：潛入敵後的共軍，常分股破壞敵人的鐵路和公路交通，到一九四零年號稱「百團大戰」，廣事宣傳。[15]
八十年代的一些中共黨史專家稱：「百團大戰沒有超過敵後防禦階段的限度」，它基本是「游擊戰中的運動戰，防禦戰中的進攻戰。」[16]
八十年代的另一些中共黨史專家稱：「百團大戰違背了黨中央規定的戰略相持階段的戰略方針，超過了戰略防禦的限度。」[17]
中共統計的百團大戰戰果稱：在三個月又十五天的戰鬥中，斃傷日軍
兩萬零六百四十五人，偽軍五千五百五十五人，俘日軍二百八十一人，偽軍一萬八千四百人，拔除日據點二千九百三十三個，繳獲步馬槍五千四百餘支，輕重機槍二百餘挺及其他大量武器彈藥，破壞鐵路九百四十八裡，公路三千餘裡和橋樑、車站、隧道二百六十餘處，破壞煤礦五所……。[18]
上述研究成果，特別是中共自報的戰果，以及它的戰線之長、戰場之闊大，均足以說明，百團大戰決不可能是一場大型戰役或大型會戰。如果是，那它就一定是「人類歷史上空前範圍的大型戰役或會戰」了。另外，它雖然「戰果輝煌」，但至今沒有傷亡數字的事實，和它在如此之大的戰役中，竟沒有一個中、高級軍官傷亡的事實，都只能說明它的真實性是需要考慮的。與國民黨軍隊在二十二次大型會戰和一千多次大型戰鬥中所犧牲的二百餘位將官相比，誠屬不能想像。下文將提到的，共產國際駐延安代表彼得．弗拉基米若夫所指出的，「中共軍隊誇大戰果、以掩蓋準備內戰」的話，值得深思。
其二、蓋因毛澤東堅決不准對日寇打大仗、硬仗、運動戰，連平型關戰鬥那樣的「大戰」毛澤東都不准八路軍參戰，彭德懷才不敢擅自組織一場真正的戰役。因而，彭德懷只能懷著軍人的榮譽心以組織一系列對日寇的小規模襲擊，也就完全是可能的。但是，近半個世紀以來，它卻遭到了毛澤東和中共一些領導人物以及中共某些黨史學家的一再批評甚至批判。彭為此而具有了歷史性的「反毛罪行」，文革中更因此而遭受過一再地批判和鬥爭，直至含冤而死。因為，至今仍有一些中共黨史專家在指責說：「這樣大的戰役行動，事先沒有報告中央，是背著中央擅自發動的。」[19] 也有一些黨史專家們說：「這樣重大的戰役，還沒有得到中央正式批准就進行，從組織上講是有缺點和錯誤的。但說根本沒有請示，那也是不符合事實的。」[20]彭德懷本人在《自述》中說：「總部決定後，七月二十二日發出電報給各區，也報軍委」，「大概比預定時間早了十天，即在七月下旬開始的。故未得到軍委批准（這是不對的），就提早發起了戰鬥。」[21] 顯然，在連彭德懷也沒有言論自由的時代，即便是他的《自述》所敘述的「事實」是否是事實，也仍然需要甄別，就不用說中共的那些黨史學們家了。然而，毛澤東，中共，以及他們的黨史學家們、紅衛兵們批判甚至鬥爭彭德懷的根本原因，雖是「反對毛主席」，理由卻如中共某些黨史專家們所指出的那樣：「百團大戰給我敵後帶來了嚴重的困難，造成了極為不利的影響。」[22] 說穿了，無非是因為它暴露了中共已經得以擴張的軍事實力，從而給中共帶來了繼續實行假抗戰和真擴張的困難。
其三、彭德懷雖然為他的百團大戰遭受了難以想像的漫長痛苦，但是中共卻對外將百團大戰宣傳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中共中央曾在它一九三九年的文件中趾高氣昂地宣稱「我黨五十萬大軍積極行動於敵後，尤其是此次華北『百團大戰』，則給了日寇以沉重打擊，給了全國人民以無窮的希望」。[23] 朱德、周恩來、鄧小平、賀龍等或致電祝賀，或纂文熱情鼓吹『百團大戰』的勝利。《新中華報》、《新華日報》（中共在重慶辦的機關報）等大量刊登歡慶「百團大戰」勝利的報導和各界群眾的賀電，都指出「這一勝利振奮了士氣人心，提高了全國人民致力於抗戰勝利的堅定信念……各抗日根據地軍民紛紛舉行慶祝百團大戰勝利的大會」。[24] 然而，中共黨史專家們卻一語露盡天機：「國民黨蔣介石攻擊我軍是游而不擊，專打友軍、不打敵軍。百團大戰粉碎了這些謠言和攻擊，從而提高了根據地與游擊戰的地位。」[25] 也許，這才是中共雖要批判彭德懷、卻又要鼓吹百團大戰「偉大功績」的真正原因。此後，毛澤東和他的中共，在中國人民長期的艱苦抗戰中，非但再沒有打過一場像樣的戰鬥，並且從不曾出現過一個如董存瑞、黃繼光那樣的抗日英雄（如果有，那就不知道要吹到如何的地步了）。毛澤東在他的《選集》裡記載的所有作戰指示和作戰方針就全是打內戰，而不是打外戰，都是打國民黨，而不是打日寇。中共更沒有一個高級軍官戰死在抗日的疆場上，甚至至今連起碼的傷亡數字也無法公布，在中國大陸廣闊的土地上也難得一見中共的抗日烈士紀念碑。一九三九年就自稱已經在敵後發展到五十萬大軍的中共，其只意在借抗日以招兵買馬，只求「打」影響以爭取群眾，只為保存實力便游而不擊，只為給自己搶糧、搶物資、搶武器而小規模地襲擊日偽、主要是偽軍，只因為遭遇日寇而不得不打打遭遇戰，雖然擁有「農村包圍城市」的偉大戰略卻從不曾包圍過日寇所占領之任何城市的等等「抗日」表現，實在將他們假抗日真擴張的本相暴露無遺。至於中共的八路軍和新四軍除掉參加平型關戰鬥和組織百團「大戰」以外，因再也沒有打過一場像樣的抗戰，便只能用電影、小說來表示他們是如何地用「地道戰」、「地雷戰」和「麻雀戰」打敗日本併發展壯大起來的了。在中共禦制的電影「平原游擊隊」中，那一句「鬼子來掃蕩了，八路軍進山了」的著名道白，早已將八路軍養在深山不抗日的「真景與真情」，由他們自己作出了高度的藝術概括。對此，彼德．富拉基米若夫亦在他的《延安日記》中寫道：「中共部隊對目前日本掃蕩占領的行動不作抵抗，他們撤上山去，或者度過了黃河……八路軍的隊伍（當然還有新四軍），早已停止了對侵略者的出擊和反擊。……一比較材料，就令人十分沮喪。八路軍方面沒有採取任何積極的軍事行動！更有甚者，軍事行動都被嚴厲地禁止了。……我們下來和戰士一起抽起煙來，他們承認說，我們得到通知，叫我們不要去動他們。上頭說，我們不去碰人家，人家也就不來碰我們。」[26]
彼得．富拉基米若夫還寫道：「當然，中共對侵略者也消極應付，並不排除有一些戰鬥行動，但是，這種行動是有限的，而且只是被迫還擊而已，顯然同八路軍的實戰能力是不相稱的。提供給外界的有關八路軍和新四軍戰績的資料，蓄意誇大了戰果，這樣，就把準備內戰的事實掩蓋起來了。」[27]
這便是中共自稱「領導全國人民堅持八年抗戰直至最後勝利」的歷史真相。在整個抗戰中，如若僅僅將中共與那些在全面抗戰爆發前曾藉口抗日以陰謀自保、擴張、甚至反叛的地方軍閥相比，則全面抗戰爆發之後，民族大敵當前之時，這些地方軍閥們不顧一己的私利，而全身心投入浴血抗戰的史詩般英雄行為，無疑只能使得中國共產黨罔顧民族大義，一心只想擴張奪權的陰謀抗戰「策略」，為中華民族的永世子孫所不齒。
參考資料：
[1]、《六大以來》，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2]、同上。
[3]、《張國燾回憶錄》第一二九四頁。
[4][5]、同03，第一二九五頁。
[6][7][8]、同03，第一二九六至一二九七頁。
[9]、同上，第一二九七至一二九九頁。
[10]、〔蘇〕彼得．富拉基米若夫：《延安日記》第一九二頁。
[11]、《中國革命史薈萃》第二八七頁。
[12]、曹仲彬、戴茂林：《王明傳》。上述電文參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集。
[13]、同11，第三三六頁。
[14]、「平型關伏擊戰所殲之敵非二十一旅團主力之辨析」。《中國革命史薈萃》第三三六頁。
[15]、張玉法：《中國現代史》第六二一頁。
[16][17][18][19][20]、《中國革命史薈萃》第三三一頁至三三五頁。
[21]、《彭德懷自述》和《中國革命史薈萃》第三三四頁。
[22][23]、同11。
[24]、《中國革命史薈萃》第三三二頁。
[25]、同上。
[26]、〔蘇）彼得．富拉基米若夫：《延安日記》第一九二頁。
[27]、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