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也要死在自己的國土上
「東不至黃浦江，北不至白渡橋，避免向日本憲兵行禮，亦是鴕鳥辦法。」抗戰8年，傅雷索性閉門不出。賣地成為一家生活的主要收入來源。
1947年4月，他翻譯美國記者斯諾的報導：《為甚麼我們不了解俄國》、《俄國人怎樣看法》、《斯大林必須和平》，附錄斯科特所著《俄國三度空間的外交政策》，結集為《美蘇關係檢討》。他在譯者代序中指出，「戰後美國對中國的政策，犯了很多很大的錯誤，不但有目共睹，而且大家已經交相指摘。但是蘇俄對我們的行為也不見得全部友好，完全平等。紅軍在東三省搬走日本人的工廠，進步的刊物噤若寒蟬，不讚一詞。《中蘇條約》公布，國內所有的報紙，不分派別，一律頌揚。這些現象怎麼解釋呢？難道我們的獨立的人格還沒建立？難道我們不會用自己的眼睛觀察，用自己的頭腦思想？」
「斯諾揭示蘇聯的二重人格，解釋現實主義政治的原則，狡兔三窟式的蘇聯外交，用歷史與事實，證明國家主義在蘇聯外交政策不但存在，而且居於第一位。」
文章登出，立遭批判。周建人批評道，「那篇對美蘇關係的態度的文章，直白地說，含有’親帝反蘇’的色彩，對於蘇聯用心指摘，並指斥別人為甚麼不反對蘇聯。對於美國則事事曲諒，對於美國帝國主義的行為認為只由於一些’誤解’，還責備別人的’口誅筆伐’的不當。」
傅雷撰文反駁：「近代思想界自以為擺脫了宗教，卻另創了一個新宗教。其迷人處與可怕處正與一切宗教無異。與任何虔誠的教徒辯宇宙問題人生問題都是白費，對他們都是大不敬。可是受任何教徒詛咒亦未必真入地獄。當此大局日趨惡化，國共兩黨作殊死戰之際，個人被戴帽子，不論為赤為白，都是意料中事。敢於道破真相，call a spade a spade（實話實說）的人，一向是國民公敵。」
文末彷彿讖語：「左派也罷，右派也罷，死抱住正統也罷，死抱住主義與教條也罷，不容忍決不會帶來和平，天下蒼生也不見得會沾光。一個民族到了思想統一，異端邪說誅盡滅絕的時候，即是它的文化枯萎以死的時候，或者是把人當作物，叫他到世界能夠去闖大禍的時候。」
傅敏說父親有很多左派朋友，比如樓適夷，父親很早知道他是地下黨員，還讓他住在家中，「但周建人文章出來後，他對左派失望了。」1948年，傅雷好友宋奇幫出主意，讓他藉口開辦進出口行，動身離滬。
妻舅朱人秀是老地下黨，在其引導下，家中兩兄弟相繼入黨。他們的子女說，傅雷死後，他們曾問長輩，伯父會不會有事？得到的答覆是：沒關係，是上面派他接近傅雷的。朱人秀告訴傳記作家葉永烈，當年傅雷「受右翼朋友影響」，不懂黨的政策，一聽到蘇區搞土改，斗地主分田地，便賣掉家鄉剩餘土地，典當私宅，攜全家去往昆明。他本想借西南一隅觀察局勢，可還是去了香港。在香港，很多人遊說傅雷就此安頓下來。但他作出抉擇，「我死也要死在自己的國土上。」
1949年12月，一家人走海路到天津，回滬前，他們赴京看望了錢鍾書夫婦。作為軍代表接管清華大學的吳□想請傅雷教法語，讓錢氏夫婦做說客。楊絳回憶，「傅雷對教學並不熱心……決計仍回上海，干他的翻譯工作。」
你們的意志終於抬頭了
全家遷居昆明時，傅聰考入當地的粵秀中學。因父子頻發衝突，去香港時，父母只帶走傅敏，將他托付給朋友照管。15歲，他自行考入雲南大學外文系，琴藝停滯不前，偶爾為合唱隊擔任伴奏。朋友們可惜他浪子般虛度光陰，1951年夏，幫他在教堂裡開辦個演，他照著《101首世界名曲集》逐一彈奏。傅雷跟樓適夷說，「你看，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把帽子脫下翻過來，大家幫幫忙，這孩子就是這樣回上海來了。」
1953年，傅聰
1953年正月，父子再起爭執。傅聰根據自身音樂感受，認為貝多芬《第十小提琴奏鳴典》要比父親肯定的第九首《「克勒策」奏鳴曲》重要。兒子的頂撞，讓傅雷勃然大怒：「狂妄，你才看過多少書？」傅聰倔強地離家出走，住進小提琴家毛楚恩家中。在毛家，沒有父親的監督，他依舊每天早起練琴，未曾鬆懈。一個月後，傅雷因姑父去世，感喟人生無常，讓家人接回已在想家的傅聰。
「傅聰17歲，我才肯定他可以專攻音樂；因為他能刻苦用功，在琴上每天工作七八小時，就是酷暑天氣，衣褲盡濕，也不稍休；而他對音樂的理解也顯出有獨到之處。除了琴，那個時期他還另跟老師念英國文學，自己閱讀不少政治理論的書籍。」傅雷洞悉，兒子的藝術心靈已步入成熟期，「自幼培養的獨立思考與注重邏輯的習慣，終於起了作用，使他後來雖無良師指導，也能夠很有自信的單獨摸索，而居然不曾誤入歧途——這一點直到他在羅馬尼亞比賽有了成績，我才得到證實，放了心。」
傅聰凝視著1959年2月8日於歐洲首次登台的海報
1952年底至1953年1月，紀念貝多芬逝世125周年，傅聰首次登台，在蘭心劇院與上海交響樂團合作，演奏貝多芬第五鋼琴協奏曲。不久，北京派員來到上海，為羅馬尼亞「第四屆世界青年與學生和平友誼聯歡賽」選拔琴手，有人舉薦了傅聰。聞知兒子要與上海音樂學院學生競爭赴賽名額，傅雷致信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夏衍。
「大意是，聽說音樂學院不太服氣，不能怪他們。學生們因參與政治運動，致使練琴不夠。可傅聰待在家中，時間要比他們充裕。如果只有一個參賽名額，不用考慮傅聰。」傅敏回憶。結果，傅聰與電影導演史東山之子、來自上海音樂學院的史大正入選。
1953年夏，在中國青年代表團四百多人中，傅聰、周廣仁、史大正分在獨奏組。「學院很多人崇拜史大正，他人又好。起初，認為他比傅聰彈得好。」中央樂團老宿舍樓裡，曾任大提琴首席的馬育弟說。青年文工團團長、時任任文化部藝術局局長周巍峙曾向他透露，傅聰參賽以及調入中央樂團，讓自己與中央樂團團長李凌揹負壓力。學院中人議論，這個「上海小開」是社會中人，不具學歷資格。「好在他拿獎，一塊石頭才算落地。」
1953年8月16日，新華社發布電訊，傅聰榮獲鋼琴獨奏三等獎。他將銅牌忿忿摔在地上。一位評委預言，他雖未拿金牌，但將會了不起，此人對肖邦理解非同一般。聯歡節後，他作為中國藝術代表團成員去東歐訪問演出。在波蘭，他彈奏了大量肖邦作品，引起轟動。
「波蘭文化部一個老太太非常喜歡傅聰，她是他留學的關鍵人物。」梅百器另一個弟子、鋼琴家周廣仁說，當年波蘭總統貝魯特向團長周巍峙正式提出，邀請傅聰留學波蘭，並參加「第五屆肖邦國際鋼琴比賽」。
在波蘭，傅聰得到克拉科夫音樂學院創始人傑維茨基的指導。「傑老師」被譽為肖邦權威，也是「肖邦國際鋼琴比賽」評委之一。74歲的他精力旺盛，喜歡站著授課，遇上音樂慷慨激昂，會吼叫高唱。但在藝術表現上，他卻反對絲毫的誇張。傅聰記得剛到波蘭，老師從他琴聲中聽出，「聰啊，你的心裏有一頭猛虎，你得好好控制住。」
1955年2月22日，「第五屆肖邦國際鋼琴比賽」揭幕。場外傅雷密切關注名單上每個選手。「除非洲來的以外，沒有一人的學歷像你這樣可憐的——換句話說，跟到名師只有六七個月的競選人，你是獨一無二的例外！」
第一場比賽，他因練琴時用力過猛，手指受傷，排到最後一天。「那是最吃虧的：因為評判員聽了10天從早到晚的肖邦；那一天輪到我，原定中午12點。在我前面還有3人上台，從10點開始的。我10點半去，不料前面3人不是手痛就是病，都不能彈。我一到，催場的人就說馬上得出台，我手也冷，心理準備毫無，但我並沒有慌。」
進入第二輪，他明顯得心應手。到第三局，選手們從74名淘汰得只剩下20名……3月20日獲獎名單宣布，傅聰名列第三，還榮獲惟一的「瑪祖卡」最佳獎。當晚5點多，傅雷夫婦接到馬思聰夫人從北京打來的報喜電話。
「東方升起一顆星，這麼光明，這麼純淨，這麼深邃；替新中國創造了一個輝煌的世界記錄！我做父親的一向低估了你，你把我的錯誤用你的才具與苦功給點破了，我真高興，我真驕傲，能夠有這麼一個兒子把我錯誤的估計全部推翻！」傅雷的興奮溢於言表，此前他曾寫信給周巍峙，不願傅聰參賽。
「從錄音中清清楚楚感覺到你一切都成熟多了，尤其是我盼望了多少年的——你的意志，終於抬頭了。我真高興，這一點我看得比甚麼都重。」傅雷欣慰地說。
不經意間，傅敏的意志也在抬頭。從香港回來，傅家租住宋奇家在江蘇路的宅府。他偶然發現以前的猶太租客遺留下的一把小提琴。宋母將琴轉送給他，他也去請雷垣教琴，還向中央樂團小提琴家韋賢章求教，又跟隨上海音樂學院管弦系主任陳又新苦學兩三年。聽到他想報考上海音樂學院附中，傅雷斷然搖頭：「不行！」
直昇華東師大一附中高中部，傅敏依然心結難平。傅聰來信鼓勵他停學。父親傅雷則自有一番道理：「第一，在家不能單學小提琴，他的語文根底太差。我自己太忙，不能兼顧；第二，他至此為止在提琴方面的表現只能說中等，在家專學二三年後是否有發展可能毫無把握；第三，敏的看譜能力不強，夜長夢多，對鋼琴，更渺茫；第四，截至目前為止，敏根底最好的還是自然科學與教學，至少這是在學校裡有系統的訓練的；不比語文、文史的教學毫無方法。倘等高中畢業以後再酌量情形決定，則進退自如。倘目前即輟學，假如過了兩年，提琴無甚希望，再要回頭重讀正規學校，困難就多了。」
「你是塊教書的料。」傅敏哭鬧時，父親平靜地說。他現在心服口服：「教師的起碼素質是，認真仔細。生活、學習井井有條。他對我平日觀察，我就是這麼一個人。」
1956年7月，傅敏高中畢業。他的第一志願是北大外國文學系，如果不能成為小提琴家，就要做父親那樣的翻譯家。校方見他家庭教育素質全面，力勸他報考外交學院。傅雷並無異議，畢竟這所學院不是誰都能進的。
3年後，外交學院卻將傅敏以「預備師資」之名，送往北京外國語學院，只是檔案關係還屬於學院。他心知肚明，外交家之夢破碎，因為父親劃右，哥哥出走。
沒有廉價的檢討
「蟄伏滬瀆忽忽又已半載，苟全生命，乏善足陳，方今諸子百家皆遭罷黜，筆墨生涯更易致禍，懍懍危悚，不知何以自處。」早在1950年6月，傅雷便向畫家黃賓虹發出危言。第一次全國文代會邀請他，他在昆明未出席。第二次又請他，「在滬，未出席」。
樓適夷自朝鮮戰場歸來探訪他，「不少已擔負了新職務的舊知識分子都愛找他來發牢騷」，他將「所謂新社會的陰暗面」傾盆大雨似地潑來。「我聽他談這些話，跟過去同我談舊社會時根本不同，以前他表現出仇恨與憤怒，這回所表現出的卻是焦急與不安。」「等我從浙江回到上海，我發現他已成了一位政治活動的忙人。」
傅聰稱父親走出書齋是1954年、1955年，」他到社會上去，看到整個國家轟轟烈烈的建設景象，深受感動，又說看了許多解放戰爭、革命戰爭時的小說，補了課，他感到以前’不能夠只問目的不問手段’的認識是書生之見。「
1955年，傅雷出席上海政協第一屆委員會常委委員擴大會議，作為文學、新聞、出版小組副組長與政協代表，遞交7份意見書共18萬字。傅敏記得很清楚，為作好會議發言，父親寫好講稿，讓母親卡住時間，掌握時限練習。他還特意請人上家中，糾正不標準的普通話。
當年民主促進會馬敘倫、徐伯昕等領導人邀請他回到民進，他卻堅決回絕：黨派工作必須內方外圓的人才能勝任；像我這種脾氣急躁、責備求全、處處絕對、毫無涵養功夫的人，加入任何黨派都不能起甚麼好作用；還不如簡簡單單做個’人民’，有時倒反能發揮一些力量。
1956年9月，傅雷與傅聰在切磋琴藝
1957年3月，傅雷以特邀代表身分，赴京參加中共中央宣傳工作會議。會後，他來到中央樂團看望團長李凌。在那裏，他高讚毛主席講話深得人心，「一定要將會議精神好好傳達國外的傅聰。」
傅雷為兒子手抄《毛主席對<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大會講話》，他顯得興緻勃勃：此次會議，是黨內會議，黨外人士一起參加是破天荒第一次。毛主席每天分別召見各專業小組的部分代表談話，每晚召各小組召集人向他匯報，性質重要可想而知。……我們黨外人士大都暢所慾言，毫無顧忌，倒是黨內人還有些膽小。
5月1日，報紙發出整風運動指示，鼓勵「大鳴大放」。一周後，傅雷便發表文章《大家砌的牆大家拆》：一肚子理學，彷彿普天下的真理，馬克思主義的精華，全在我心手中；一面孔道學，彷彿一舉一動，片言隻語，無不正確；道貌岸然，令人望而卻步：少數黨員的政治優越感就有點這種氣派。一味情虛膽怯，誠惶誠恐，覺得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太多的謙遜也不容易叫人放膽親近：某些黨外人士的政治自卑感就給人這種印象。這種印象和那種氣派碰上了，久而久之便在黨群之間糊起一層紙，——相敬如賓；紙變成板，——相安無事；最後變為一堵牆，——相對無言。
沒過多久，風雲突變。一時間，」右派「之名如達摩克利斯之劍，令人惶惶不可終日。一批人先後被點名，裡面就有報社總編、傅雷的好友徐鑄成。
7月6日，作為報社社外編委，傅雷在《文匯報》發文《識別右派份子之不易》：從解放起到去年8月為止，5年半中間，徐只在1950年與我見過兩次面；直到《文匯報》復刊前才又來看過我二次，復刊後又看過我二三次（一次是專談訪蘇觀感）。一向我只感覺到他佩服羅隆基章伯鈞（因為有一次他說民盟中央只此二人能獨立思考），可沒想到他完全受他們指揮，更沒注意他平時問’文匯報該怎麼辦’，其實是真主意，假商量；……直到近十天來報上陸續揭發，我才知道他是有陰謀的，有集團的，以民間報紙花色繁多為名，遂行他辦成一張反社會主義報紙的策略，為資產階級復辟打先鋒。
我問傅敏，怎麼看待父親這篇文章。他說這恰好說明父親的天真，按他的話說，我沒想到新中國成立那麼久，還會有右派？1950年以後，他看到國家蒸蒸日上，從疑慮變為信任。徐鑄成找他商量整風，他提出怎樣做才有理有利有節。不想徐卻寫甚麼’與傅雷密謀’。他指的是1957年8月22日，《文匯報》第三版刊載徐鑄成《我的反黨罪行》。文中一節是，」和傅雷密商許多問題。1960年，統戰部委派徐鑄成再做傅雷」思想工作。一踏入傅家門，就被朱梅馥推了出去。
可悲。傅敏又說到父親的表姐夫裘柱常，也是黃賓虹弟子顧飛之夫。他翻譯科技性文章，曾讓我父親改得一塌糊塗。批判我父親的頭天晚上，他上家中貌似安慰，我父親這人直筒倒豆。第二天會上，他搞歪曲揭發。兩家再無往來，我父親歎恨，沒想到幾十年都瞎了眼。
1957年8月24日，《文匯報》和《解放日報》聯合聲討，《傅聰的成就靠誰？傅雷的鞭子，還是黨的培養》。接著，《文匯報》刊登《市政協大辯論進入高潮，傅雷中間路線思想……受到批判》。8月26日，在《批判錯誤思想準備反擊右派 談話旁聽側寫》一文中，傅雷違心檢討自認為是一個有糊塗思想的普通人民，屬於中間分子。
雙百「期間，他就知識分子、整風、文藝界、出版界領域，發文12篇。反右中，卻重點批判他，說他堅持資產階級民主，反對社會主義民主，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
1958年初，上海作協黨組書記周而復及作協其他黨組成員與市委宣傳部部長石西民想保傅雷」過關，為此他們已和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疏通。石西民素愛閱讀傅譯，他暗示傅雷，檢討不妨將調子再定高點。傅雷斬釘截鐵，沒有廉價的檢討，人格比甚麼都重要。
見他不肯低頭，他們讓他的好友柯靈前去說服。柯靈向傅雷剖白眾人苦心，不久便收到傅雷來信，說開會的結果，他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他強作達觀，說處在這樣的大風浪中，犧牲一個區區傅雷算不了甚麼。我像猛然墜入冰窖，從頭頂一直涼到腳心。使我特別難受的是，好像是我把他誘進了陷阱。……我回到上海，找到那位同志，探聽對傅雷問題的處理，葫蘆裡賣的究竟是甚麼藥。那位同志向來作風明快，此時卻沉吟半晌，只說他也沒有料到是這麼個結果。我意識到他本人大概碰到了一些麻煩，不好多問，這很像是一個謎。
文革「後，周而復向傅敏揭穿謎底。當年節骨眼上，一位中央主要負責」反右的領導來滬，示意上海右派太少。為填充名額，柯慶施將傅雷加了進去。
4月30日下午的批判會上，傅雷被宣告為右派份子。深夜，朱梅馥不見他的身影，憂心忡忡。最後他還是回來了。書齋裡，夫婦倆無言對坐。許久，他才開口，如果不是阿敏還太小，還在唸書，今天我就……
出走前後
親愛的敏弟：首先讓我對你道歉，隔了這麼久才給你寫信，我前不久是給你寫了信的，可是我沒有寄，因為我的心情非常壞……我實在需要安心下來，要是老這樣思想鬥爭下去，我可受不了，我的藝術更受不了。「1957年11月5日，傅聰在信中向弟弟訴苦。
這年9月，他與留蘇作曲家吳祖強應召回國，在京參加整風運動。因為父親與吳的大哥、戲劇家吳祖光身分特殊，他倆被限制在沙灘紅樓文化部招待所內」集中學習，被命令與親人劃清界限、勇於揭發、虛心接受小組成員的」批評幫助。中秋節冷冷清清，兩人手捧吳祖強六妹送來的月餅，忐忑惶惑。
我哥在整風鳴放期間，在波蘭極為踴躍。他給李德倫（知名指揮家）寫信，李德倫熱心將信四處宣揚。北京音樂界原定挨批的學生對像中有他、吳祖強、嚴良坤。等我哥一回，便取代了嚴。「三人寫檢查，上面表示傅聰寫得最好。」他是中文底子好，這兒不見得好。「傅敏指了指腦門。一個月後，周恩來下令，留學生不用反右，讓他們回去吧。傅聰險些不能繼續留學，多虧夏衍保住他。
在京時，傅聰住在馬思聰家，樓適夷代他父母前來探望。閒談中，他高談蘇聯問題、波蘭問題。這位忠誠的老黨員告誡他，作為留學生，不宜談論這些事情。隨後，樓適夷向周巍峙反映他思想活躍，周巍峙又向文化部副部長錢俊瑞轉述。錢俊瑞批評傅聰：」再這樣下去，就把你調回來，叫你下鄉勞動去！
10月底，傅聰臨走前見傅敏。飯桌上，我哥向我透露，錢俊瑞跟他談了兩小時。還說周總理特別關照要同他談談，他們已經對他摸過底，說他是一塊大材，要他抱著超過世界水平的雄心，多接觸群眾，將來至少要下去勞動5年。傅敏說，這話把傅聰嚇壞了。
我無法理解鋼琴家去勞動以後怎麼辦？難道改行？「回到波蘭，傅聰為此苦惱，他已從母親來信中獲知，作協批判爸爸的會，一共開了十次，前後作了三次檢討，最後說是進步了，是否算是結束，還不知道。爸爸經過這次考驗，總算有些收穫，就是人家的意見太尖銳了或與事實不符，多少有些難受，神經也緊張，人也瘦了許多，常常失眠，掉了七磅。工作停頓，這對他最是痛苦，因為心不定。……爸爸這一年來似乎衰老了許多，白發更多了。
我心裏更難過，我也說不出甚麼話來，我能說甚麼呢？「1958年2月，高教部長楊秀峰去波蘭，單獨找傅聰談話，批評他驕傲，脫離政治。中國同學中有人反映，他出名後，常被邀請出外演出，所以他有收入租房，進出乘坐出租車，過著」資產階級生活。
這年6月，使館突來指示，要他立刻回國。」傑老師很傷心，他和校長給使館寫了信，希望至少考了畢業再回去，希望到明年2月，使館又找我談，我說我爭取11月以前畢業，使館才同意了。「父親劃右後，傅敏幾次想寫信，都被母親攔住。雖不明就裡，可國內一個勁催促，讓傅聰預感不妙。1958年12月，煎熬中，他決定離開波蘭，去英國。
傅聰出走，得到一位英國籍音樂教師的幫助。他看到傅聰護照時，說了句至關重要的話，你的護照全歐洲通用。原來，傅聰與我們一般的留學生不同，因為他有時要到波蘭以外的國家演出，所以發給他這樣的護照——這一點，連傅聰自己也未曾注意到。在那位教師幫助下，傅聰悄悄買到了從華沙飛往倫敦的機票，決定出走英國。由於單獨在外居住，他的行動避開了中國留學生的注意。傅聰坐在飛往英國的班機上時，正遇倫敦有霧，班機推遲起飛。這時，中國駐波蘭大使館已察覺他的動向，正要採取措施，倫敦上空的霧散了，班機起飛了。他還在空中，外國通訊社便已發出了關於他出走的電訊。他剛剛抵達倫敦機場，外國記者們便包圍了他。他一句話也沒說，鑽進轎車，飛馳而去。一起留學的史大正回憶。
他沒想過不回來。只是形勢一天天變化，讓人沒法回來。艾方惠吁歎，她是朱梅馥高中同學張原我的女兒。傅聰曾引薦史大正做她的鋼琴教師，她不知道，如果傅聰那時回國，下場會不會與史相似——1955年，史大正的父親史東山自盡。」文革中不讓他彈鋼琴，折磨他每天樓上樓下搬鋼琴。「文革後史大正定居英國，至死未再演奏。
1959年初，好友周煦良來到傅家，說上海作協負責人之一葉以群拿著印有」傅聰出走「的簡報找他，告知一位中央領導明示，各人做事各人當，請傅雷放心。儘管他打好腹稿，盡量婉述，傅雷聽了，還是」頓如霜打雷擊。
陳毅同志對夏衍說，應該爭取他回來。只要回來了，沒事。夏衍把我找去，要我把這層意思轉告傅雷。我如實告訴了傅雷，他表示要做好傅聰的工作。「柯靈說。
同時，朱人秀也經常來傅家，」組織要我多關心他。我把黨的方針政策以及外國的形勢講給他聽。「傅雷向他流露，想與長子通信。傅聰到英國後，曾寫回一封長信。半年後，傅雷夫婦才收到此信。他們將信交給朱人秀，由他請示黨組機關。獲批後，1959年國慶，他們寫信給日思夜想的兒子，孩子：十個月來我的心緒你該想像得到；我也不想千言萬語多說，以免增加你的負擔。你既沒有忘懷祖國，祖國也沒有忘了你，始終給你留著餘地，等你醒悟。我相信：祖國的大門是永遠向你開著的。「
此時，傅家經濟困窘。1949年以後，和巴金一樣，傅雷純以稿費維生。但劃右後，他已不能出書。」我們請示過中央宣傳部，據指示可以讓傅雷繼續譯書，但新出的必須改名。於是，由人民文學出版社總編輯室主任鄭效洵去函，跟傅雷商量改名一事，傅雷回信堅決拒絕改名。「樓適夷告訴葉永烈，那時人文社內部商定，一面請傅雷譯書，支付稿酬。一面把譯稿壓下，待他」摘帽「後出版。
朱梅馥實在忍不住，向傅聰道出隱情：」這兩年來營養之缺乏，非你所能想像，因此百病叢生，神經衰弱，視神經衰退、關節炎、三叉神經痛，各種慢性病接踵而來。他雖然一向體弱，可也不至於此伏彼起地受這麼多折磨。……於是我不得不在1月6日給你的信上明明白白告訴你：像我們這樣的父母，向兒子開口要東西是出於不得已，這一點你應該理解到。爸爸說不是非寄不可，只要回報一聲就行，免得人伸著脖子等。2月9日我又寫道，我看他思想和心理活動都很複雜，每次要你寄食物的單子，他都一再躊躇，彷彿向兒子開口要東西也顧慮重重，並且也怕增加你的負擔。的確，他自己也承認這一方面有複雜的心理，有疙瘩存在，因為他覺得有求於人，即使在骨肉之間也有屈辱之感。「
她還告訴傅聰，即使身心俱損，父親還在為他抄寫6萬字的《希臘的雕塑》。」他知道你對希臘精神的嚮往，但認為你對希臘精神還不明確，他就不厭其煩地想滿足你。因為丹納的《藝術哲學》不知何時出版，他最近竟重理舊稿，把其中講希臘的一個chapter（章），約五萬餘字，每天抽出一部分時間抄錄，預備寄你。爸爸雖是腰酸背痛，眼花流淚（多寫還要頭痛），但是為了你，他甚麼都不顧了。前幾天我把舊稿替他整理出來，他自己也嚇了一跳，原來的稿子，字寫得像螞蟻一樣小，不得不用了放大鏡來抄，而且還要仔仔細細地抄，否則就要出錯……「
傅雷則對兒子吐露知識分子的艱辛：電影、戲劇、史學、哲學方面有些錯誤的有毒的作品和理論，陸續受到嚴正的批判。文藝界、音樂家都以本國的、現代的為主；」介紹外國文學當然更要著重批判，不能單單因為是古典名著，就無原則地照搬，對青年發生壞影響。「”巴爾扎克和別的古典作家一樣，他的作品跟我們眼前的情況和要求相距太遠了，考慮了好幾個月，挑不出合適的東西可譯。至於批判，既要對原作有著相當深刻的認識和研究，又要相當的馬列主義修養，兩相結合，才能寫出一篇不犯大錯的譯序：真是談何容易！」
身體禁錮，精神躑躅，令他安慰的是兒子成了朋友。「孩子，你說過我們的信對你有如一面鏡子；其實你的信對我們也是一面鏡子。有些地方你我二人太相像了，有些話就像是我自己說的。平時盼望你的信即因為’薰蕕同臭’，也因為對人生、藝術，周圍可談之人太少。」
1961年9月30日，報上登出「右派」摘帽名單，傅雷也在其中。相對妻子「滿腔愉快的心情」，他認為「本來戴帽子與摘帽子都是他們的事，與他無關」。
訣別
1962年夏，傅敏大學畢業，在家晃悠半年，工作毫無著落。「文革」中，他從大字報上得知，是檔案上的家庭背景令人不敢要他。挖掘他的人是北京女一中女校長楊濱。該中學教導主任讀過傅敏檔案後，回去與楊濱商量，她果斷拍板：這麼好的英語人才，他們不要我要。
「我們知道班裡要來個英文老師，他父親是傅雷。我知道傅雷，我家有本《高老頭》就是他翻譯的。傅老師初到班上，文質彬彬，單純極了。政治討論中我問他，老師，如果敵人把你抓起來，你會不會叛變？他大義凜然地站起身：我堅貞不屈！聽到空軍某位要人去世了，他當場眼淚就流下來了。他從沒拿自己當黑五類子女，也就是說，他對別人的歧視毫無感覺。班上無論多麼蠢笨的孩子，他一視同仁，想方設法誘導他們動腦子。這些笨孩子今天不是當了英語教授，就是出國。當年比我們學校拔尖的女附中與男附中學生，知道有他教英語，都上我們這兒聽課。」傅敏在女一中時的一位女學生向我講述。
愛才的楊濱將兩個俄語班改成英語班，讓傅敏授課。1963年到1966年，學校創辦英語實驗班，又讓他負責。《世界文學》主編陳冰夷曾想將他招入社裡，傅雷婉拒：還是讓他安心教書吧。「假期回家，我跟父親講怎樣教學生，他聽得津津有味。還跟過去一樣，他一個接一個問題啟發我，替我謀劃，我們談到深夜。」傅敏眼裡泛著暖意。
傅聰出走後，曾對媒體立下「三不」原則：不入英國籍，不去台灣，不說不利祖國的話、不做不利祖國的事。1964年，因全世界演出需要簽證，他加入英國籍。傅雷夫婦為此鬱悒很久。偏在此時，傅聰與妻子、小提琴大師梅紐因之女彌拉，有了孩子凌霄。接信後，他們內心五味雜陳。「父親沒多說。他想不通也無能為力。」傅敏說。
1965年10月25日，為境況所逼，傅雷不得不向文化部副部長石西民求援。由於白內障，信由他口授，妻子執筆。收到信後，石西民致信上海市委照顧傅雷生活和工作。第二年「文革」爆發，石西民自身難保。
傅雷不止一次向錢氏夫婦自比「牆洞裡的小老鼠」。他知道自己不善周旋，可以安身的「洞穴」，只有書齋。翻譯是他透望世相、傳遞心聲的途徑，「1949年以後，成為他惟一表達思想的方式」，南京大學外語學院副院長、中國法語教學研究會副會長許鈞說。那時，他已譯完巴爾扎克《幻滅》三部曲，精神上的幻滅也日益加重，「終日為前途渺茫，憂心忡忡，焦灼不堪」。越是如此，越思念遠方的兒子。夫婦倆常常半夜驚醒，百感交集，憂心如焚。
1966年8月12日，凌霄兩歲生日還剩兩天，傅雷不無辛酸，「想像著我們的孫兒在你們的客廳及廚房裡望著我們的照片，從而認識了遠方的爺爺奶奶，這情景，又是多麼叫人感動！儘管如此，對於能否有一天親眼看見他，擁抱他，把他摟在懷裡，我可一點都不抱希望。」
反右時，傅雷曾遭姚文元攻擊。當1965年11月文匯報刊出姚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他深感在劫難逃。
1966年6月初，我就直覺，父親要出事。」傅敏說，七八月間，有人登門命他交出與父親的通信。他說都燒了。為避免書信被人查出，他全部投進馬思聰家的大鐵爐。「那些信裡，父親對我談的還是做人，」他握著紙杯的手不停地顫抖。惟有父親為他翻譯的《英語史》作修改的11頁長信，他捨不得，私托朋友保管，最終還是失去了。
8月23日，裡弄突擊讀報回來，傅雷與妻子在書房清理舊畫古董。保姆菊娣在屋外聽他說，音樂學院可能要來砸，要砸就讓他們來砸，最多大不了兩條命。
3天後，北京開始大抄家。傅敏忙往家中打電話，電話那邊母親寬慰他，我們都好，你放心。傅聰也從海外艱難打進電話。「姆媽」，「阿聰」，電話兩端，母子剛喚出聲，便哽咽難語。勉強說上話時，電話已掛斷。
8月27日晚上7點多鐘，我母親、朱人秀、丁濟南醫生等6人來到他家。他把母親存放在他那兒的首飾還給她，其他人事情也處理妥當。大家簡單吃下一點東西，當作告別。他坦蕩地說，這次，他無論如何也不願人格再受侮辱，他要帶著梅馥一起走。我母親深知，他一旦下定決心就不可挽回。但還是力勸，老傅，如果要走，你能不能將梅馥留下？他說，他不能讓她一人活下去受苦。」艾方惠回憶，她父親1949年前曾是外國領事館法律顧問，50年代初被打為反革命，投入監獄。傅雷為之申冤，數次寫信給領導。’包庇反革命’也是右派罪名之一。到了文革，打倒’地富反壞右’，你說他逃得過嗎？
8月30日深夜，好友周朝楨納悶傅家燈火通明。走近門口，裡面聲音嘈雜。為探究竟，他按響門鈴。大門打開，朱梅馥站在門裡，與他對視片刻，默默地將門關上。
8月31日下午，朱人秀打電話到傅家。朱梅馥柔和的聲音，換成陌生人的質問。
艾方惠的母親沒有對她隱瞞。此後，她每天騎車在傅家門前溜躂。9月3日，傅宅大門貼上了法院封條。母親聽說後告訴她，你不要再去了，他們「走」了。
（參考資料：《傅雷文集.文藝卷》，《傅雷文集.書信卷》，傅敏編，當代世界出版社；《傅聰版.傅雷家書》，傅敏編，鳳凰出版集團 江蘇文藝出版社；《浦東傅雷研究》，浦東新區政協學習和文史委員會等編，上海社科院出版社；《傅雷畫卷》，葉永烈著，復旦大學出版社；《鐵骨傅雷》，葉永烈著，文匯出版社；《傅雷與傅聰——解讀<傅雷家書>》，葉永烈著，廣西出版社；《譯道行》，金聖華著，湖北教育出版社；《江聲浩蕩話傅雷》，金聖華著，當代世界出版社；《傅聰，望七了》，傅敏編，天津社科院出版社；《傅雷譯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傅雷傳》，金梅著，北航大學出版社；《傅雷別傳》，蘇立群著，作家出版社；《徐鑄成回憶錄》，三聯書店；《滄海》三部曲，簡繁著，人民文學出版社；《傅雷的審美情趣與藝術理想——從傅雷與黃賓虹交往的角度》、《傅雷對劉海粟藝術的批評》、《傅雷留法期間的藝術活動探析》、《傅雷與藝術哲學》、《傅雷與上海美專》，呂作用著；《傅雷二三事》，劉海粟著；《旋律的霞暉——吳祖強傳》，林林著，鳳凰出版集團 江蘇文藝出版社。感謝浦東傅雷文化研究中心的幫助。）
來源：南方人物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