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九林
如果以上帝視角來打量1866年,該年最重要的事情,或許是一個孩子出生在廣東香山翠亨村。母親給他起了一個小名「帝像」,四十多年後,這位孫帝像將成為清帝國最重要的掘墓人之一。
但就時代的轉型而言,1866年最重要的事情,是一位叫做斌椿的六十三歲老人,得到了前往歐洲親眼見識近代世界的機會。
一、恭親王的盤算與變通
1866年春,清帝國的海關總稅務司赫德要回英國結婚。他向總理衙門請了6個月婚假,並表示願意帶幾個中國人隨自己一同去歐洲,親眼看看近代世界是何模樣。
此時的清廷,尚未有任何一位官員有出洋的經歷,也沒有對外派駐外交官。在此之前,為清帝國工作了12年之久的赫德,為說服清廷對外派駐使節,也已可謂費盡了唇舌。
說服的方式,包括與總理衙門大臣私下交流、向總理衙門呈送公文說帖、特地翻譯《萬國公法》中關於使節權利的內容章節;撰寫《局外旁觀論》強調對外派駐使節對中國大有好處[1]……恭親王奕訢很願意聽取他的種種改革意見,但對向海外派駐使節這項建議,回答卻始終是「究系局外議論,且亦非急切能辦之事」[2]。
清廷之所以寧願承受消息閉塞之害,也不肯派使臣出國,主要是因為「禮節一層,尤難置議」[3]。具體來說就是:這些年,皇帝與太后一直迴避接見歐洲國家派來的使節,原因是他們不肯行跪拜之禮,而大清又沒有能力強行讓他們下跪。如果大清派了使臣去歐洲,這些使臣對歐洲君主行跪拜之禮,自然是有辱大清體面;入鄉隨俗握手鞠躬,又會成為歐洲國家來華使節拒行跪拜之禮的藉口。如此這般衡量得失後,對外派駐使節一事,遂遲遲難有動靜。
與赫德的提議大略同時,英國駐華參贊威妥瑪也向清廷呈遞了一份題為《新議略論》的改革條陳。據威妥瑪說,這份說貼,原本是為在1866年出任英國駐華大使的阿禮國(Rutherford Alcock)準備的一份備忘錄。阿禮國覺得該備忘錄頗有價值,遂將其譯為中文,送了一份給恭親王奕訢。
這篇5000餘字的長文,主要內容是勸清廷興辦鐵路、電報、採礦等事業,以及改革教育體制、創設訓練新式軍隊。為表達善意,文章還力勸清廷對外派遣「代國大臣」,也就是設置駐外公使。威妥瑪說,向外國派駐公使,對清廷是有大益而無害的事情,既有助於聯絡清廷與各國之間的感情,增進彼此的理解;也可牽制在京的外國公使勢力;還有助於消弭不必要的外交爭端;且可以讓清廷更好地融入世界,否則「中國獨立,不與鄰邦相交,各國未免心寒」。[4]
收到威妥瑪的建議書後,總理衙門將其下發給地方督撫討論。
督撫們的回奏中,有許多的反對意見。比如改革科舉不再用詩文取士這條建議,即遭到了兩廣總督瑞麟和廣東巡撫蔣益澧嚴詞反駁,理由是歷史上科舉出身的「名臣賢相」數不勝數,且自古以來做大臣者有一個優良傳統,就是「問錢糧不知」,威妥瑪說詩文無用,實乃「坐井觀天之見也」[5]。
對外派駐使節這條建議,也招來了許多疑慮。江西巡撫劉坤一覺得,派遣駐外公使相當於將國家的「柱石重臣棄之絕域」,很可能會被洋人「挾以為質」。浙江巡撫馬新貽則認為,洋人很可能會藉由駐外公使來操縱大清的內政,是想在大清內部安插細作,萬萬不可上當[6]。
當然,也有贊同者。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和即將調任湖廣總督的李鴻章,就很支持對外派駐使節。但即便是支持者,也仍面臨著跪拜禮節這個無法迴避的問題。崇厚在回奏中即提到,派遣使節雖然應該,但前提是必須將清廷使節與各國君主相見的禮節確定下來,不損害大清國體,才能付諸實施——這等於又將問題推入了死胡同。
赫德的建議,讓總理衙門的主持者、恭親王奕訢見到了一個可以變通的小機會。
在給朝廷的奏摺裡,奕訢說,既然赫德願意帶人隨他去英國「一覽該國風土人情」,不妨從同文館裡選幾個學生出洋遊歷。這些學生,都是些身分低微的八九品官,與隆重派遣使節完全是兩回事,自然不會有那麼多涉及禮儀的活動。有赫德一路照料,也會少許多麻煩。再找個老成之人管束著這些學生,就萬無一失了。
總理衙門選中的老成之人,叫做斌椿,是一位六十三歲的旗人,以前做過山西襄陵縣的知縣,後被調往赫德的總稅務司「辦理文案」,也就是做中文祕書。斌椿的兒子廣英奉命隨行,以便照料老父的起居——他原在內務府做「筆帖士」,負責滿文與漢文之間的文書翻譯工作,。總理衙門再從同文館裡選了三名旗人學生——鳳儀、張德彝、彥慧。
這五名旗人,組成了近代中國的第一個出洋考察團。

斌椿
考察團成員全部選用旗人,有兩個原因。第一,旗人這個身分對清廷而言意味著忠誠;第二,相比讓漢人去開眼看世界,奕訢更期望旗人的見識跑在時代的最前沿。所以,此前創辦同文館培養外語人才時,奕訢就特彆強調,同文館學生須「選八旗中資質聰慧,年在十三四以下者」[7]。讓漢人學好了外語去與洋人打交道,奕訢不能放心;旗人學好了外語,了解了真實的外部世界,也更有助於維護滿洲的天下。讓老年旗人斌椿帶著四名青年旗人走一趟歐洲,也存有同樣的用意。
為了將失儀的風險降至最低,清廷沒有給這支考察團賦予任何政治任務。他們唯一要做的事情,便是聽從赫德的安排,由兩位海關職員——英國人包臘(Edward Bowra)和法國人德善(Des Champs),充當翻譯與導遊,去觀覽異域的山川河流與風土人情,再將其「帶回中國以資印證」[8]。所以,這支考察團實際上更像是一支旅遊團。
出發之前,總理衙門還考察了斌椿的思想狀態。結論是斌椿自幼受四書五經「千錘百鍊」,是一個「老成可靠之人」[9],不會被蠻夷所惑。
不過,這一人選在駐華外國使節中,引起了不小的質疑,許多人覺得斌椿一輩子屢屢無為,能力也很平庸,擔憂他即便到了歐洲,也缺乏足夠的閱歷和學識,來正確認知近代文明。熟悉清廷的英國外交官弗里曼·密福特(Freeman Mitford)告誡歐洲各國,斌椿是個小官員,此行不過是奉命旅行遊歷,招待他的規格不可過高:
「我只希望不要過於盛情優待之,否則中國人會誤讀你們。他們馬上會說:『瞧,我們民族多麼偉大,我們一個私人旅行者到你們國家都能收到如此禮遇,皆因你們知道我們聰明,智慧超過你們,而你們夷人,即使大臣來此也不會有如此優厚待遇。』」[10]
二、選擇性「開眼看世界」
1866年3月份,斌椿考察團從上海坐船啟程,經一個多月的航行,抵達法國馬賽港。先後遊歷了法國、英國、荷蘭、德國、比利時、丹麥、瑞典、芬蘭、俄國等十餘國,於同年10月份回到上海。
斌椿的考察成果,是一本叫做《乘槎筆記》的遊記,和兩部共收錄了130餘首詩作的詩集。在遊記與詩集中,斌椿不止一次將自己描繪成了上報天子、下濟百姓的大英雄。
遺憾的是,他的考察,並沒有給清廷帶回多少有益的東西。
老大人在歐洲見到了迥異於中國的繁華城市。
他去過馬賽、里昂、巴黎、倫敦、伯明翰、曼徹斯特、阿姆斯特丹、哥本哈根、柏林……這些城市的公共衛生與綠化建設,路燈、長椅、公園、動物園、劇院之類的配套設施,以及「夜夜元宵」(團員張德彝之語)的城市夜生活,都讓斌椿驚歎不已——那時節的中國城市,還絲毫沒有公共衛生、公共設施這種概念,晚清名妓賽金花說,「北京的街道,那時太醃臢了,滿街屎尿無人管」[11];鄭觀應1890年代在上海見到的是「一入中國地界則污穢不堪,非牛溲馬勃即垃圾臭泥」[12]。
他也體驗了許多新鮮刺激的近代器械。
先是法國客輪「拉布得內號」讓他大開眼界,船上不但有廚房可以提供精美的飲食,還有「千門萬戶」的房間,讓人「目迷五色」的裝潢,可以將海水蒸餾為淡水、以供數百人飲用洗漱的龐大設備,讓滿船人感覺「清風習習」的風扇,以及使人「不覺其為行路」、甚至可以讓斌椿鋪開紙筆練習書法的動力系統。[13]然後,他又坐了火車、乘了電梯、打了電報、用過冷熱水龍頭與抽水馬桶;還參觀了造船廠、玻璃廠、印刷廠、制錢廠、兵工廠、醫院、博物館……
所有的新鮮事物當中,老大人最喜歡歌劇院。
在巴黎看的第一場劇,布景「山水樓閣,頃刻變幻」,演員「衣著鮮明,光可奪目」,台上五六十人,「美麗居其半,率裸半身跳舞。劇中能作山水瀑布,日月光輝,倏而見佛像,或神女數十人自中降,祥光射人,奇妙不可思議」,讓老大人看得非常過癮[14]。有人考證,赫德安排他們看的這出戲,是著名的《唐.璜》。嘗過滋味後,斌椿在接下來的旅行中,多次對負責行程安排的海關洋員包臘提出「要儘量多地去劇場看戲,越多越好」的要求,儘管他根本聽不懂劇情。巴黎、倫敦與曼徹斯特等地,都留下了斌椿觀劇的蹤跡。[15]
斌椿對劇院的喜好,其實是一種刻意的逃避。
赫德在日記中說,他將斌椿一行帶往歐洲,是希望歐洲各國政府能夠接受他們,對這些中國人有一個良好的印象。他也希望斌椿一行能夠帶著愉快的感受離開歐洲。他還希望斌椿回到清朝後,可以「出任堂官,即外務部長」;如此,清廷就可以在斌椿的幫助下,「善待西方若干技藝與科學」,「遣派大使出國」,與其他國家建立起「基於理性的友誼」。[16]
懷揣著這樣的心思,赫德給斌椿一行安排了許多外事活動。這既不符合總理衙門的預想,也不符合斌椿的自我期許——他既未想過要去執掌清廷的外交事務,也時刻牢記著總理衙門臨行前關於禮儀問題的交待。於是,有選擇性地「開眼看世界」,就成了斌椿在歐洲旅行期間的一種常態。
在法國里昂,他拒絕參加法軍舉行的盛大活動,原因是在清帝國的體制中,士兵和軍官的地位遠低於文人和士大夫,他絕不願穿著大清的官服和頂戴,去參加一場法國軍人為他舉辦的歡迎儀式。在巴黎,他也不願意參加市政府和社會名流為他舉辦的官方招待會,而更願意待在歌劇院裡。為了迴避各種帶有官方色彩的社交,斌椿要求包臘(赫德指派的行程安排者)儘可能多地為他安排看戲、聽歌劇與外出觀光,實在躲不過去,便以身體不適為由躲在旅館裡閉門謝客,同時也謝絕看醫生。[17]

《泰晤士報》繪製的斌椿使團
到了倫敦之後,情況也是如此。斌椿先是宣布生病,逃避了倫敦政界為他的到來而隆重舉辦的晚宴,然後在兒子的陪伴下去看了戲劇。然後又以生病為由拒絕前去醫學院觀摩「西方醫學」先進的外科手術,卻又在傍晚去了劇院看演出。總之,「一到白天他的健康就不穩定,不能指望他參加任何活動。但只要太陽一落山,他便活力再現;而當夜幕降臨時,他就身體康健,可以去享受各種表演帶來的快樂了」。[18]
這個裝病的人,其實是在裝睡。他不願被人叫醒。
好在,經過赫德與包臘的努力安排,斌椿一行在英國仍然參觀了一些近代文明的標誌性事物。比如訪問議會、外交部,參觀牛津大學、郵政總局、公共圖書館、參觀煤礦廠(甚至下了煤窯)等,而且還謁見了維多利亞女王。
赫德與包臘希望斌椿參觀的東西很多。立法院、聾啞學校、盲人學校、棉紗廠、橡膠廠……他們想讓斌椿儘可能多地接觸英國工業革命以來的種種經濟、文化和制度建設上的成果。終於,當赫德希望斌椿繼續旅程,前往南北美洲時,老大人終於受不了了,他堅決表示拒絕,要求回國。
在清朝海關總稅務司工作過的美國人馬士(Hosea Ballou Morse),後來在《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一書中,如此總結斌椿的歐洲之行:
「他從一開始便感到苦悶,並切盼能辭去他的任務而回到北京去。他的旅程縮短了。他被准許於八月十九日由馬賽啟航,以脫離他精神上由於蒸汽和電氣所造成的驚心動魄,和到處看到的失禮在他的道德觀念上造成的煩惱。他並未使我們對於中國文明得到良好的印象,他對於西方也沒有欣賞的事物可以報告。他的使命是一種失敗。」[19]
斌椿的苦悶,顯而易見緣於他從一開始就謹守清帝國的主流教條,只願有選擇性地「開眼看世界」。
單純的旅行,看遍歐洲的各種新奇事物,讓老大人非常開心,城市街衢、風景園林、器械發明,都被他詳細地寫入了遊記和詩歌當中。對那些政治活動,比如與英國維多利亞女王、英國首相、英國王子、瑞典國王、普魯士王后、比利時國王與王妃……之間的交往,他的遊記與詩歌,則往往寫得非常簡略,幾乎沒有任何實質性的內容。這種取捨,既是對總理衙門意志的執行,也是一種自保。
按總理衙門的規定,遊記須作為工作記錄上交。外事活動記載得越簡略,就越少遭人指摘的空間。
三、仍被人罵做「甘為鬼奴」
除了「選擇性開眼看世界」,斌椿還有一種能力,那就是:他可以將在歐洲看到的一切事物,都做一番「中國化」處理。
見到顯微鏡,他不關心此物能作何用途,卻想到了《莊子》的寓言[20];見到自行車,他也不問製造原理,卻大談特談這個東西有「木牛流馬之遺意」[21];甚至於在歌劇院聽到英國女演員唱歌,他也要說成「疑董雙成下蕊珠宮而來倫敦」[22]。
這種中國化的極致,是對英國王室的招待舞會的描述。老大人做詩兩首[23]:
玉階仙仗列千官,滿砌名花七寶欄;
夜半金爐添獸炭,瓊樓高處不勝寒。
長裾窄袖羽衣輕,寶串圍胸照眼明;
曲奏霓裳同按拍,鸞歌鳳舞到蓬瀛。
如果不看標題《四月二十三日英國君主請赴宴舞宮飲宴》,有誰能看得出這兩首詩,是在描述白金漢宮的舞會?
詩作只是小事,但背後潛藏著的,是一種「你這玩意兒我們早就有了」的畸形文化心態。
這種心態,在斌椿老大人身上,催生出了一種爆棚的自我陶醉感。比如,他屢屢以「蕭蕭易水一去不返」來讚頌自己的「壯舉」——其實,有赫德等人全程安排,保證將他們囫圇帶出去,囫圇帶回來,哪裡需要風蕭蕭兮易水寒?他還說自己是「愧乏眉山麟鳳表,敢雲蠻貉動文章」「簪花親勞杜蘭香,下筆傾倒諸侯王」[24]——我雖然長得不帥,但我的文采足以讓蠻夷們折服;在歐洲行走,不但有仙女給我簪花,王侯們也為我的才華傾倒拜服。
這種自我陶醉,最後發展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回國途經埃及(斌椿稱埃及人為「愛人」)時,正值當地瘟疫爆發,海關實施隔離政策,不許他們下火車停留。老大人自覺是醫道聖手,躍躍欲試而不得,只好慨然作詩一首[25]:
愛人行政抱痌癏,
補救心誠疾自安;
我是人間醫國手,
囊中救世有靈丹。
遺憾的是,清王朝並沒有任何地方,可供這位「人間醫國手」發揮他生命最後的餘熱。
儘管斌椿已努力在「選擇性地開眼看世界」,也努力將自己看到的一切都做了中國化處理,還在詩作中公然將歐洲人稱作「蠻貉」,但當他的遊記傳入帝師翁同龢手中時,仍然引起了這位大人物的憤怒。
翁在日記中痛罵斌椿,說他遊歷西洋各國,「盛稱彼中繁華奇巧」,還將夷酋稱作「君王」,將夷官稱作「某公某侯某大臣」,實在是豈有此理。末了,這位帝師給斌椿的定性是:「蓋甘為鬼奴者耳」[26]——那斌椿,是個甘心做「鬼奴」的混蛋。
「鬼奴」這頂大帽子,扣在了斌椿頭上,也同樣深深地束縛著與斌椿同行的幾位年輕人。
比如時年19歲的張德彝。
張德彝是京師同文館培養出的第一批譯員,隨斌椿考察團出訪歸來後一度擔任過光緒皇帝的英文教師。
對西方都市,張德彝的印象極佳,讚美也很直接。
描述英國倫敦,他的用詞是「道路平坦,園林茂盛,街巷整齊,市鎮繁盛」[27];稱讚德國柏林,是「一路樓房之閎麗,道路之平坦,儼若法京巴黎」[28],稱讚法國巴黎,則是「樓閣華美,人物繁盛,輪車鐵道,玉石瓊瑩,……較他國都邑,又勝一籌」[29]。他還注意到了西方完善的城市公共設施,如公園、排水系統、公共廁所等,同樣是讚不絕口。

張德彝
對西方科技,張德彝也充滿了好奇。
他的遊記裡記述最多的事物,便是科技產品。包括了電梯、火車、地鐵、輪船、自行車、「鐵裁縫」(腳踏式縫紉機)、「制火寶機」(滅火器)、收割機、升降機等。沿用至今的「自行車」一詞,也是張德彝發明的。他還首次記載了西方的避孕工具避孕套。一般認為,現在致洲人所使用的避孕套是16世紀意大利解剖學家Fallopius所發明,在1870年前後得以批量生產,售價低廉。張德彝出訪期間,正值避孕套開始普及之時。不過,礙於「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古訓,張德彝無法接受避孕套。[30]
張德彝還是第一個記錄近代政體如何運作的中國人。
在英國議事廳時,他見識了議會民主議事的情形[31]。在英國法庭旁聽,他為其判決體制所折服,發現其與清廷的刑訊體制大相逕庭[32]。參觀英國監獄,也被獄中不但保證飽暖,還給犯人提供「獲利」的機會,且有花園供犯人晚間散步的人道做法折服[33]。他對法國議會制度及其組成也有所了解,且詳細記述了民主推舉議員的流程。對德國的君主立憲政體,張也有很多觀察。這種對西方政體運作機制的興趣,貫穿了張德彝的一生。[34]
與斌椿不同的是,張德彝太過年輕,還缺乏以一種油膩的態度去處理所見所聞的能力。所以,他無力將自己在旅程中見到的西方世界,以一種驕傲的筆法去做「中國化」處理。他只能在考察過程中,一面讚歎歐洲的繁華,一面感嘆自身的卑微。這卑微,不僅緣於清帝國的落後與衰微,也緣於他自己的出身——在清帝國士大夫們眼中,同文館學子本就與「鬼奴」相去不遠。
即便日後成為了光緒皇帝的英文教師,張德彝也沒能消除掉這種卑微感。晚年的他,曾告誡子孫,萬不可重蹈自己的覆轍:
「國家以讀書能文為正途。……余不學無術,未入正途,愧與正途為伍。而正途亦間藐與為伍。人之子孫,或聰明,或愚魯,必以讀書為務。」[35]
他也不願意醒,因為醒了要被罵做「鬼奴」。
注釋
[1]《局外旁觀論》。收錄於《中國近代經濟思想資料選輯》,趙靖、易夢虹編,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471-477頁。
[2]《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四十,第10頁。
[3]中國史學會編:《洋務運動(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頁。
[4]《威妥瑪說貼》。收錄於《中國近代經濟思想資料選輯》,趙靖、易夢虹編,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461-470頁。
[5]《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四十二。
[6]徐中約著、屈文生譯:《中國進入國際大家庭:1858-1880年間的外交》,商務印書館2018年版,第240-241頁。
[7]《奏請設立同文館折》(附章程),收錄於《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彙編:洋務運動時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41頁。
[8]中國史學會編:《洋務運動(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頁。
[9]中國史學會編:《洋務運動(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頁。
[10](英)查爾斯·德雷格著,潘一寧、戴寧譯:《龍廷洋大臣:海關稅務司包臘父子與近代中國》,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174頁。
[11]劉半農、商鴻逵/訪問整理,賽金花/口述:《賽金花本事》,嶽麓書社1985年版,第37-38頁。
[12]鄭觀應:《盛世危言·修路》,收錄於《鄭觀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63頁。
[13]斌椿:《乘槎筆記》,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1981年版,第5頁。
[14]斌椿:《乘槎筆記》,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1981年版,第19頁。
[15]周天一:《清廷使團訪歐觀劇考》,《讀書》2018年第4期。
[16]《赫德與中國早期現代化——赫德日記(1863-1866)》,中國海關出版社2005年版,第512-513頁。
[17](英)查爾斯·德雷格著,潘一寧、戴寧譯:《龍廷洋大臣:海關稅務司包臘父子與近代中國》,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178頁-180頁。
[18](英)查爾斯·德雷格著,潘一寧、戴寧譯:《龍廷洋大臣:海關稅務司包臘父子與近代中國》,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185頁。
[19]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 第2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199頁。
[20]斌椿:《乘槎筆記》,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1981年版,第37頁。
[21]斌椿:《乘槎筆記》,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1981年版,第18頁。
[22]斌椿:《乘槎筆記》,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1981年版,第25頁。
[23]斌椿:《海國勝游草》,收錄於鍾淑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嶽麓書社1985年版,第167頁。
[24]斌椿:《天外歸帆草》,收錄於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嶽麓書社1985年版,第192頁、第208頁
[25]斌椿:《天外歸帆草》,收錄於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嶽麓書社1985年版,第191頁。
[26]《翁同龢日記》第二卷,中西書局2012年版,第713頁。
[27]張德彝:《航海述奇》,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5頁。
[28]張德彝:《航海述奇》,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5頁。
[29]張德彝:《航海述奇》,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4頁。
[30]謝泳:《回眸「如意袋」:Condom中國傳播小史》,《中國文化》2009年第29期。
[31]張德彝:《航海述奇》,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5頁。
[32]張德彝:《航海述奇》,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4頁。
[33]張德彝:《航海述奇》,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4頁。
[34]余冬林:《晚清使臣「議會書寫」研究》,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74-81頁。
[35]鍾叔河:《從東方到西方》,嶽麓書社2002年版,第54-6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