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石山
這次美國大選，至少投票給川普總統的7500萬人是支持他的。支持川普的理由有很多種，對華人來說，最重要的理由，是大家預感到了某種我們很熟悉的東西，正在美國展開。ADVERTISING
好吧，讓我們正視現實，2020美國大選「結束」了，川普總統「輸了」。眼看1月20日，左派的民主黨要主持白宮了。
前些天一位平時完全不關心政治的醫生，突然問我說，我們還能逃去哪裡？他是個華人，來自中國大陸，平時從沒談過政治，但現在他很憂慮。我估計我們大部分人都預感到，一個黑暗的時代很可能會到來。
我們還是先談一下川普總統。
川普不是一個典型的政治人物，甚至不是一個令人感到親切的知識分子，他是一個商人，出生自有錢的白人基督徒家庭。在美國，這樣的人往往都天生被標籤。前些天，一段他和喬治亞州州務卿的電話通話被媒體披露出來，讓他很尷尬。有位朋友跟我說，哇，川普私下講話的態度和語氣，和他發表公開講話根本沒有區別。
他很吃驚，其實我也是。因為我們習慣了政治人物公開講話和私下是不同的。在中國大陸，大部分有點頭面的人基本都是這樣，不管他私下和你說什麼，但公開表態的時候一定會換一副嘴臉。在美國，通常只是典型的政客會如此。
但川普不是。我認為，喜歡他和討厭他的人，都是因為這個原因。
川普的另一個特點是非常強勢，他擔任總統期間更換了大量的官員，包括他自己團隊的人。比如國務卿換了一個，國安顧問換了一個，國防部長換了兩個，等等。基本上，對他決策或者執行方案有異議的，都被換了。所以他身邊的人，真心喜歡他的並不太多，包括他的副總統彭斯。
媒體特別不喜歡他，除了美國媒體大幅度左傾，和他直來直去的強勢風格也有很大關係。
但和他距離遠的人，有可能會更喜歡他，因為他獨特，和其他政治人物非常不同。
川普不喜歡傳統政治人物，也不喜歡這個圈子，他稱之為「華盛頓沼澤」，要抽乾沼澤。但沼澤不是一天能抽乾的。沼澤看上去通常很平靜，但最致命的通常不是裡面的烏龜王八，甚至也不是那些大鱷魚，而是很深很深的黑泥潭，一步走錯，就被陷進去無法自拔。
這些現在可能都不重要了。我們現在面對的，可能是一個相當不樂觀的前景，尤其令人擔心的，是美國是否會全面左轉。
有關左右，我有不同的看法，左右本身其實沒有太多對錯之分，正如左腳右腳沒有對錯好壞之分。但目前我們不討論這個問題，因為現在的關鍵在於，以後美國是否會走向專制，是否會大幅度剝奪人民的個人自由。
英文大紀元發表一篇專欄文章，是全國性的電台脫口秀主持人和專欄作家丹尼斯·普拉格（Dennis Prager）寫的，題目是「我現在更能看懂《德國好人》」。
德國好人是一本小說，講一位德國普通人，在納粹時期生活的故事。
丹尼斯說，他一生都在努力理解人性和人類行為。但在過去幾年裡，特別是在2020年，他學到的東西，就是人性和人類行為，比任何同等時期都要多。
最大的啟示之一涉及到一個一直困擾著我的問題：如何理解《德國好人》（The Good German，根據約瑟夫·卡農Joseph Kanon的同名小說改編的2006年電影）？
一個普通的、應該還算不錯的德國人，既沒有傷害過猶太人，也沒有幫助過他們，也沒有破壞過納粹政權。同樣的問題也可以問維希時代（the Vichy era）的普通法國人，還有蘇聯時期的普通俄羅斯人，以及數百萬在專制獨裁統治下，沒有幫助過同胞的其他人。
丹尼斯的文章說：
近幾年來，我學會了不要那麼快就判斷那些德國人、俄羅斯人等等。當然，我仍然要對那些幫助過納粹的德國人以及以任何方式傷害過猶太人的德國人做出評價。但是如何評價那些什麼都沒做的德國人呢？還不能急於評價。
我改變了想法，因為我看到了在美國（還有加拿大、澳洲和其它地方）正在發生的事情。
數以千萬計的美國人很輕鬆地接受了對他們的自由，甚至包括謀生的自由，做出的非理性的、違憲的、前所未有的警察國家式的限制。委婉地說，他們輕鬆得令人清醒。
大多數美國人也以同樣的方式接受了推特（Twitter）和所有其它主要社交媒體平台的猖狂審查。
例如，即使是醫生和其他科學家，如果為羥氯喹和鋅在早期治療COVID-19提供科學支持，他們也會被剝奪言論自由。協會認證醫生弗拉基米爾·澤連科（Vladimir Zelenko）曾將數百名COVID-19患者從痛苦和死亡中拯救出來，但是卻被禁止在推特上發布他的救命藥物羥氯喹和鋅的使用方案。
有一半的美國人，也就是非左派的那一半，害怕在所有大學、電影製片廠、大公司，甚至在每一個工作場所說出自己的想法。教授們一旦說話冒犯了左派，有終身教職的會擔心被排斥，沒有的會擔心被解僱。人們因為與「黑命貴」（BLM）的觀點不同而被社會排斥，被公開羞辱，或者被開除，因為這個群體歷來仇恨美國、仇恨白人，但是很少有美國人會仗義執言。
相反，當BLM的抗議者要求餐館外的用餐者舉起拳頭表示對BLM的支持時，幾乎每個用餐者都會這樣做。
那麼，如果一個面對蓋世太保的普通德國人沒有向希特勒致敬，或者一個面對內務人民委員會（NKVD，People’s Commissariat for Internal Affairs，祕密警察和情報機構，克格勃KGB的前身）的普通俄羅斯人沒有對斯大林表現出足夠的熱情，我們又有什麼資格去譴責他們呢？
美國人面對的是左翼的「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但不是左翼的祕密警察或再教育營。（至少目前還沒有——如果他們有這個能力，我毫不懷疑左派會把直言不諱的保守派送進再教育營。）
我開始了解生活在納粹主義制度下的普通德國人和生活在共產主義制度下的普通俄羅斯人，他們還有另一個原因：媒體洗腦的力量。
作為一個研究獨裁統治的學生，從我在哥倫比亞大學國際事務學院俄羅斯研究所（當時的名字）讀研究生開始，我就一直認為只有在獨裁統治下，一個社會才會被洗腦。我錯了。
我現在明白，大規模洗腦可以發生在一個名義上自由的社會。
持續不斷的左翼鼓聲來自《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洛杉磯時報》，幾乎所有其它主要報紙，加上《大西洋月刊》、《紐約客》、CNN、ABC、CBS、NBC、PBS、NPR，以及好萊塢的全部，幾乎每一所學校，從幼兒園到研究生院，都像德國、蘇聯和中共新聞機構（後一種情況仍然如此）一樣，有效地洗腦了至少一半的美國人。成千上萬的學校將要傳授《紐約時報》的「1619項目」中的謊言，而這只是無數例子之一。
在封閉之前的那一年，我幾乎每週都坐飛機，所以經常會有認識我的人來找我。我越來越注意到，人們會環顧四周，看看是否有人在聽得到的範圍內，然後近乎耳語地告訴我說：「我支持川普」或者「我是保守派」。最後一次人們環顧四周，對我竊竊私語是在我經常去蘇聯的時候。
上週末，在魁北克省，大家可以在一段瘋傳的視頻中看到，有一家人被罰款，成員被逮捕，因為六個人聚在一起慶祝新年。一名鄰居告發了他們，慶祝者隨即被逮捕。魁北克政府讚揚了告密者，並要求公眾更多的「合作」。
在美國的一些民主黨執政的州和城市告密者同樣受到讚揚和鼓勵，洛杉磯市長埃里克·加希提（Eric Garcetti）3月份說「告密者有獎賞」；在澳洲告密者則受到左翼政府的鼓勵。許多美國人、加拿大人和澳洲人都很樂意告發那些拒絕把自己的生活封閉起來的人。
這一切都是在沒有集中營、沒有蓋世太保、沒有克格勃、沒有共產黨毛主義派再教育營的情況下發生的。
這就是為什麼我不再像以前那樣輕易地判斷普通德國人了。面對暴政時的冷漠並非德國人或俄國人的特點。我從沒想過這種事會發生在美國。
丹尼斯所說的，正是我在過去幾年也經常和朋友談起的，因為我對人性相當悲觀。很多義正詞嚴的人，只是因為身在自由世界，以為自由是與生俱來的，天生的必然存在他們那個地方，他們沒有經過任何真正的恐懼統治，不知道什麼是恐懼，所以他們會嘲笑還生活在專制社會中的普通人。
但我不是，生命中前二十多年，我生活在中國大陸，我知道什麼是恐懼，什麼是專制，我知道他們會用什麼方法，把個體自由一點一點拿走。當然，我也知道試圖反抗的人，都會有什麼樣的後果和下場。
所以我特別敬佩那些在大陸仍然堅持反抗的人，不管他們個人有多少缺點。
說實話，這是我支持川普的一個最大的原因。因為在美國，就像丹尼爾說的，同樣的事情正在一點一點地發生，像極了1949年前後中國大陸。
所以我們應該怎麼辦呢？
我想，最起碼要保持信念，要保持勇氣，要勇敢地站出來，要在自己身邊一點一滴地發生影響，維護自己的和身邊人的自由權利。這一點其實不容易，因為有時候這意味著會有利益損失。
簡單來說，我們應該比《德國好人》做得更好一些，保護自己的家庭和社區，要更勇敢一些。因為恐懼，很多時候只是恐懼的感覺本身在起作用，而所有專制，都是用恐懼來維持的。如果你不能擺脫恐懼，你就擺脫不了專制。
我相信美國能夠恢復，這次大選的結果，很大程度上被中共病毒所影響了，因為它帶來了普遍的恐懼，如果沒有這場大規模傳染病爆發，這次大選結果會完全不同。但不管怎麼樣，我們不能怨天尤人，只能自救和堅持，而擺脫恐懼，是我們最重要的，可能也是我們終極的人生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