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軍（執筆） 王碧波（口述）
回憶錄：右派家屬母子的百年血淚（2）https://weiyuksj.com/2021/01/13/m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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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暑假回來，我就問他怎麼去了那麼長的時間，他說因為他在警察學校待了一年，平時他說話由不得人心，所以整他的人就認為他是特務，逼他交代問題。雖然沒有發展到文革時期那樣殘忍，但估計也不好受，因為有人受不了自殺了，他倒是沒想到自殺。可是逼得他就瞎編，說他在東北時都到什麼什麼地方幹什麼了，他們就派人去調查。自然是什麼事也沒有。調查回來的人生氣地對這些挨整的人說：「你們這些人倒挺好的，沒事幹在屋裡打百分，你知道我們在東北的小車站，凍得睡不著，在地上走遛。」到底也沒查出他的反革命事蹟來，就放他回來教書了。
他回來後不滿意，心想我什麼事也沒有，卻無故整了我一年。但這回不敢說了，老實點兒了。轉過年來，也就是1957年8月1日，我生了第四個孩子，因為是建軍30周年的日子，他就給孩子起名叫「軍」，可見他這個人還是真愛共產黨。說起這，還有一件事。五幾年時抗美援朝，動員老百姓捐飛機、大炮支援志願軍。他就對我說：「我過去也沒為共產黨做過什麼事，我想把咱們結婚時金戒指獻給國家，以後我還想加入共產黨呢。」這樣，他就把沒捨得賣的那個金戒指捐了。可這以後也成了罪狀，1958年反右時，學校批判他時說他捐金戒指是「企圖收買共產黨」。
1958年反右開始了，這回不用再去花錢費力外調找反革命罪行，「思想右傾就是有罪，就得送去勞動改造」。於是學校就開大會、小會批他，把他打成了右派。其實主要是他過去淨喝醉了酒，找領導提意見，因為工作得罪了領導和同事，比如他寫報告申請錢蓋圖畫教室，上級批下錢後學校挪用蓋了化學教室，他就喝醉了找校長鬧。校長就曾說：「你就好好教你的書吧，管學校的事情幹什麼！」相反，學校裡一個教師窩藏了從鄉下跑來的真反革命的父親，可只不過給他降到小學裡教書，沒送去改造。人家人緣好，沒得罪領導呀。
1957年「大鳴大放」，因為剛放回來，他不敢再說了，可是學校動員，各個教研組非得說，非得寫不行。他們體、藝、音是一個教研組，組裡的人就對他說：「你是組長，你寫一篇吧。」他推脫不過就寫了，這次沒敢再點名，也沒敢批領導，只說他走了一年，學校裡他養的用來教圖畫課的花都乾死了。
過幾天就給他開大會，會場也布置好了，有一天晚上人家練兵，他不知道也想去開會，結果到了平時開會的屋子發現一個人也沒有。他就去問傳達室，人家告訴他在哪個屋子開會，他就進去了。人家問他你怎麼來了，就打發他回家了。他回家後對我說，也不知怎麼不讓他開會。後來才知道這是為了開會批他在練兵，怎能讓敵人來。
第二三天就開大會批他，說他是東郭先生的狼，吃共產黨還恨共產黨。畫了漫畫，貼了標語。其實他是真愛共產黨，也真沒什麼陰謀，不然他就不敢和領導作對了。相反，那個姓宋的老師是國民黨少將，隱瞞歷史進校教書的，可因為不多說少道，課上得也不錯，還是中學二級，月薪121元。郭篤民是中學四級，連校長也沒姓宋的掙得多。中學二級就是高級教師，那會兒一個月就可以供應幾斤肉，比平常人供應得多。他也就這個發牢騷，說全國有多少中學二級呢，他們就有肉吃。我是中國國畫研究會的會員，全北京就有300人，我怎麼就沒肉吃？得，這也成了罪狀，開會時挖苦他是「三百分之一」。
開完大會就放快寒假了，學校不再讓他上班，讓他在家寫檢查，寫一回不行，再寫還不行，說「越深刻越好」。他就挺煩的，在家變著法兒罵自己，我就納悶，怎麼說人越壞倒越好呢？後來他就把最深刻的檢查交了。開學之後，也沒說停他的課。他還問領導，開大會學生代表都參加了，你們要不給我工作，我還怎麼教課呀。領導含含糊糊地說：「咳，你就先上班吧。」他回來對我說：「我也納悶，怎麼也沒有老宋的課，也沒看見老宋呢。」那時我們也沒上老宋家打聽去。
過了幾天，我們在家待著呢，學校讓他回來拿戶口本，說是對戶口。又過幾天，學校派了兩個教師跟著他回家來了，帶他拿行李來了。他進門就把通知給我看了，上面寫的是「思想右傾，勞動教養」。他就跟我說：「政府挺照顧我，讓我去勞動教養。」就讓我給他收拾衣服、被褥。
這一天是1958年3月19日，他跟我說：「是上月開支（月初開本月的支）那11天的工資還得扣回去。我有40多元的互助會會費，扣了工資，還剩5塊，我帶走了。」我怎麼說呢，還能不讓他帶走，那會兒我抱著8個月的孩子，心裡別提多亂了，可又不好表示出來，因為當著那兩個教師的面呢，不願意讓人家笑話。就使勁鎮靜著，幫他收拾東西。你問我當時想什麼了？我那時想的就是「沒法過了」，看完通知後第一個念頭就是「以後怎麼活著？」他們就走了。
呆會兒大女兒、二女兒就放學了。人要遭了特大的打擊就麻木了，我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就覺得身子不住地往下沉，待會兒清醒來發現還在床上。孩子放學後，我就對大女兒說：你爸爸送去教養了。她剛10歲，就哭了，說：「媽，你別著急，我幫你幹活。」
他走那天，那兩位老師就把戶口本送回來了。我跟傻子似的，還拿了戶口本到街道辦事處去銷戶口，給人家一看，人家說這不銷了嗎？這倒先給人家送信去了。問了我就讓他們開介紹信，因為那時幹什麼都得開介紹信，我讓他們給開介紹信介紹我去糊火柴盒。開信那個姓杜的老頭皮笑肉不笑地，這回可解恨了。
我拿回了火柴盒的原料，開始糊時都不會，更別說孩子們了。第一天糊到晚上11點，大女兒、二女兒眼珠都紅了，我讓她們去睡覺，我又糊了半天。一數，還不夠5分錢的手工呢，我這回可真哭了，他走時我都沒哭。我心想幹了一晚上，才掙了5分錢，我拿什麼養活4個孩子啊？可也沒別的辦法，就使勁幹吧。以後就沒黑夜沒白日地幹。夜裡醒了我就趕緊坐起來，怕躺下再睡著了。還得奶孩子。沒過幾天，我就長奶瘡了。
他走後，我就給孩子的姨、舅舅、郭敬培和孩子的奶奶去信了，郭家是隻字未回。可是孩子的二舅就來了，帶了他們兄妹湊的30元錢。因為那會兒大家孩子多負擔重，都沒有多少錢。他二舅就說：「右派就說平常嘴不老實，你為什麼不說說他呢？」他一說這個，我就哭了，我說：「他不聽我的，他覺得他是大學文化程度（實際上他只上過一年大學），覺得我是初中文化，哪聽得進我的話？」（後來他都惦記著甩我們了，也不像剛結婚時那樣怕我離婚了。）我哭著對二弟說：「我管得了他嗎？」
雖然我有了30元錢，可也沒捨得去看病。過幾天我母親來了，我就說我奶上長了個癤子，她一看就說：「這是奶瘡，你可得去看。」那我當時也沒去，過幾天我再去醫院就晚了，也回不去了。就化膿，就爛。即使這樣我也不敢待著養病。其實那會兒有活幹，糊火柴盒、紡石棉，如果讓10歲、8歲的兩個女兒退學也能掙錢了。可我不能讓她們當文盲，再苦也得讓她們上學。那樣疼，我也得幹活呀。得生火做飯，所以我就先把劈柴扔地下，然後托著奶慢慢往下蹲，再生火。就這樣待了十多天，奶瘡破頭兒了，流出一碗膿來。同院的阮大嬸說：「你也沒喊疼，我以為不是奶瘡呢。人家都是疼得整夜睡不著覺，一夜一夜地喊，你沒喊疼，怎麼就是奶瘡呢？」我心想，人家嚷，人家有條件，我嚷，把孩子嚷醒了，我還得哄孩子，可不多疼也得忍著嗎？
這還不算，他走了沒多久，就來信要東西，具體日子記不清了，反正是長奶瘡以前就來信了，奶瘡破頭兒後又來信了。我跟孩子姥姥一說，她說：「我們拿點錢來，可是讓你養孩子的，不是讓你給他買東西寄東西的。」他的來信根本就不問家裡孩子大人怎麼活著，就是用密密麻麻的蠅頭小字向我要東西，因為他一輩子都愛寫小字。他走後的第一年，就是1958年一年寫信的內容都是要東西，就是在第四封信中說了幾句想兒子。因為他說：「七八個月大的孩子，正好玩兒，長玩意兒啊，今天會一個撓子，明天會一個頭子的。可惜我看不著了。你最好給我寄一張孩子的照片來。」當時沒條件，第二年一周多時再照了寄去。
他的信要這些東西：衣裳、布、頂針、針、補襪子的襪底，錐子、線，什麼都要。長奶瘡前我已寄過一次，長奶瘡之後信又來了。同院的阮奶奶說：「郭大媽收到信，這心裡才不好受呢：不寄不忍心，寄是真困難。」你想，寄東西不光花錢，我也沒時間，還要用手掙飯吃啊。比如得買、得做、得寄，這都要時間。他來信要衣裳，我就得想辦法，這時家裡還有一台縫紉機。1958年大躍進時賣了，一來窮，二來要動員交公，我就賣了，因為那會兒各地連村裡都成立縫紉廠，挺好賣的，賣了100塊錢。因為家裡有機器，他就老讓我用縫紉機扎。
剛去時他在天津幹農活，那會兒通州屬河北省，天津是省會，所以到天津去集合。天津有個文安縣，挺窮的，他們去的地方叫「明白窪」，一個姓馬的街坊是教師，和他一個地方，姓馬的媳婦會說：「這回上明白窪，他們就明白了，就不會幹混事了。」可是他太自私，仍然接著幹混事，這就是不管家裡人死活，只管自己要東西。他來信說：「我們幹的是農活，你用孩子們穿的舊衣服，拆了，舊布連接，給我縫兩身肥大的農民式褲褂，兩個農民背心來。」這之前，我就把他走之前的舊衣服都左縫右納地加固後寄完了。可是4個個挨個的孩子，舊衣服穿一遍過來全掛不住針了，還怎麼可能再給他做？你就想他就是這樣不會為家裡人想。
我給他做了新布的農民式背心，可沒給他做那麼多。還要鞋，我就把他走前穿壞的球鞋拿到鞋攤上花一塊多錢修好了，給他寄去。反正哪回都得零七八碎的都得一大包袱。他多長時間來一回信，我也記不清了，反正是來了信沒寄走東西，他心想這會兒沒寄出來呢，先不寫，可是你一寄走，沒過幾天第二封信又到了。也不知道怎麼有那麼多東西可要。比如「給我寄吃飯的飯碗來」，我怕壓了寄飯碗裡面墊上一個大芥菜（鹹菜），可是他還說壓了，也不知真假，反正以後還要碗。
其實，我但凡有一點辦法，也不用他說就給他寄。有一回我把雨衣給他寄走了，他來信說「雨衣太沉，幹活不方便不輕省」，說「箱子裡有我媽給我買的一塊粗布（原來我打算做床單，可孩子小老尿床，就一直沒捨得使），你給我做一個肥大的褂子。上了桐油，寄來我當雨衣穿」。「解放」後我根本就沒見過賣桐油的，再說又做衣服，又上桐油，我還給孩子掙飯吃不？你問我他來信問不問我們怎麼活著，從來不問，光要東西，從來不奇怪、納悶我們孤兒寡母5個人一下子沒了一分錢正常收入還怎麼沒餓死。反正是不斷地來信要東西。
1958年他走後的一年來過八九封信，我把家裡能寄的都寄了。最後連能當包裹皮的舊布也寄光了，後來是買的新布。他的信字總是特別小，一是因為他愛寫小字，二是因為要的東西特別多，要求特別細緻、全面。我知道他後來對我那樣，要知道今天這樣子我當時說死了也得留下他的信。現在他永遠不提這個了。
剛開始走了，他們幹農活，以後去河北易縣幫助煉鐵礦了。1958年底，我給他寫過一封信，信封裡還有我們房東、姓馬的右派家屬的一封信。那位姓馬的，歲數比他大，身體比他不好，可家裡還可以吃房租，孩子雖多，但比我們家的都大，而且他家就不讓大些的孩子上學了，而是讓他們退了學去搞副業謀生。可是這樣，那位姓馬的從來不寫信跟她要東西。這次我剛給他寄走一個棉背心，信裡問他，為什麼人家老不要，你老要東西？他看了這封信，生氣了，以後一段時間就沒再來信要東西。
不久，為了安置他們這幾萬名右派，因為右派太多，原有的監獄、勞改的地方都爆滿了，就在山東濟南市城郊的山區買了一塊地方，讓他們去開石頭，那活累，可是這時他們可以掙錢了，能自己買，他也就不再老要東西了，只是偶爾要東西了。
1961年我還給他寄過一次東西，因為上次寄的碗壓壞了，1959—1960年市場又特別緊張，什麼東西也沒有。1961年市場上剛有東西，那會兒大瓷缸子還是稀罕物，他來信說「給我寄三個特大號瓷缸子」，他還給別人帶了兩個，人家的媳婦不像我這樣傻，早改嫁了，所以家裡沒人管，得等他的媳婦我幫忙。他這回怕擠壞了，讓我釘箱子寄，我又不會釘，就請街坊一個十幾歲的小伙子幫我拆了家裡的一個白茬子箱子，改小釘寄東西的箱子，這自然不能讓人白忙，我還得管飯。訂好後裝上三個大搪瓷碗。裡面裝上燉好的帶魚，因為快過春節了，碗與箱子之間的縫裡我還塞上桃酥。我還記得他後來給我寫信說，帶魚湯流出來，把桃酥都泡了。這說明我不是不惦記他，當然這時我日子也好過些了，因為不光糊火柴盒了，有時還紡石棉。趕上活多，一天能掙一兩塊錢。
（未完）
（執筆作者郭軍退休前為《中国青年报》主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