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軍（執筆） 王碧波（口述）
當然那會兒活也不好拿，因為最小的男孩子太小，不能上車間，只能在家裡紡，就時常沒活。他走了這一段，我也沒過多地想與他的關係，我從來也沒想過乾脆離了婚嫁人去。我母親跟孩子姨他們說過這事，他們說，四個孩子拖累，嫁也嫁不了好主。可是我心裡想的是：他過去說「將來我一定對得起你」，現在這樣，我帶大孩子他將來回來能不對我好嗎？他回來還是一家子人家兒。所以他的畫帖我從沒想賣過。甭管多困難，我也只是死命掙錢，使勁勒褲腰帶。
他有一箱子畫帖，他也說過你要實在要斷頓了，也可以賣。可我想有些畫帖都絕版了，有些還是日本人出的，如《南畫大成》，所以我更沒有想到離婚。可惜的是這一箱子畫帖文革時都讓紅衛兵抄走了，至今也未找回來，雖然他後來探親時拿到榮寶齋問過價，一本就16塊錢（那時期相當於一個工人半個月的工資——作者注）。
因為他走時我還不夠40周歲呢，要是嫁人即使嫁不了好主，也不會那麼苦，文革中又抄家又挨打，兩個女兒也不會被逼成神經病。當時我們胡同裡就有右派家屬嫁人的，也不用挪地方，找個男人來結婚，講好了一個月出多少錢幫助養家。可我想，郭篤民從小就受窮，也挺可憐的，我要是拆了家，他回來孤身一人也挺難受，所以我從沒想離婚。腦子裡想的就是掙錢，就是想法養活孩子，別讓他們當文盲。
那時有街坊說我傻，勸我：「你是有福不會享，讓兩個孩子退學紡石棉，你在家看孩子做飯就行了。」因為那時街道上所謂的紡石棉車間，也不限歲數，只要你會搖紡車，多大的孩子都讓去。我覺得這種說法特別可笑，我想：東西也別賣一點，孩子也別當文盲，我就使勁苦自己。心想將來孩子他爸爸一回來，瞧見孩子挺好，東西沒賣，那該多美。
我們附近東塔胡同也有一個男人送去當右派勞動教養了，走時還捨不得走，撅著屁股往後坐，那也讓人拉走了。可是他走了以後，他老婆覺得孩子多沒人掙錢過不了，就和男人離了婚要嫁人，她有一次和搞的對象在家談戀愛，嫌孩子礙眼，就給孩子一毛錢，讓他出去玩兒。那附近就是北運河，孩子出去就下河，結果淹死了。我那天從這裡過，聽見那位婦女在哭自己的孩子：「中秋哎，中秋哎！」（孩子叫中秋）即使這樣多的先例，我也沒有離婚的念頭，還可恨人家：你要不離了婚，搞對象去，孩子就淹死了？不僅如此，我還覺得自從結了婚，就是一家人了，不管怎麼變動，也不能離婚。再說過去他又說過「將來一定對得起你」，既然有這句話，多少錢難買一個人的心，我為什麼不等到他呢？
我也沒想他只像肅反時似的走一年，因為那次沒斷工資，這次又停工資，又遷戶口，一定比上次厲害，年頭多。而且房東馬文英也是右派，是從河北冀縣弄到通縣集合一塊走的，通知他媳婦去送衣物。他媳婦回來說，鬧半天他們是在監獄集合。因此我知道輕不了。
他走了後，我去學校找教導主任，問他郭篤民何時能回來，教導主任說：「咳，他那沒問題，他平時又愛幹活，能勞動，有一年多爭取得好，就能回來了。」可是那位民主人士校長的夫人街道開會時碰見我了，我對她說：「劉主任說了，郭篤民一年多就能回來。」可她說：「一年多呀，回不來，我聽他爺爺（指校長）說，一解放就弄進去勞動教養的人，也說是一年多就放回來，可到現在7年多了，還沒放出來呢。」我還不信，心想，老太太的話沒準兒，還是主任說得對。所以就沒發愁，沒想到他一走多年。
那次我還跟教導主任申請照顧，他說：「那也不能照顧你，因為他不是學校的職工了，你就也不是學校的家屬了。不過，你要想換小房子住，我倒可以幫忙。」因為他這時住的是兩間不大的西房，我們住的是三間大北房，平時學校同事來這兒串門，都羨慕我們住的房子大。這次他一說，我心想，窮死也不能和你換房住。過幾天，主任太太來我家看房子了，她說：「我倒想住間大房子。」我心裡說：「愛住大房子，上別處找去吧。既然我不是你們職工家屬了，還憑什麼照顧你們，跟你們換房子？」
就這樣，一個月9塊錢的房租也照交，而且馬家房東比我們還窮，雖然馬文英比郭篤民低一級工資，可有自己的房子，還吃房租，但是不會過日子，所以過去一直預支房租。平常他們都在丈夫教書的冀縣住，肅反那年害怕，他們就都跑回來了。以後又搬了回去。反右的時候，他媳婦回通州坐月子來了，因為他「解放」前當過幾天代理副縣長，所以更乾脆，學校告訴他帶行李到縣裡集中開會去，讓兩個學生押著他，從那兒就到了縣裡，又從縣裡集中到通縣東關監獄裡去了。
1958年以前，通縣沒有什麼工廠，我是家庭婦女平時也極少出去，這時就不得不四處找活幹了。不久，活路子就寬了，比如做花絲（首飾）。有一年花毛衣票，憑票可以買毛線，可那時人大多沒穿過毛衣，不會織，就去辦事處找人加工。辦事處的人估計我會織，就找我去了，其實我也不太會，可是為生活就應下來試試。我一織就是玩兒命啊。不久，兩個大女兒也跟著學。娘兒三個最多時一個月織9件。
還有剁麻刀，把舊麻袋剁開，然後用竹枝抽出絨來當建築材料。還有拆破鞋，加工一斤2分錢。反正是活全幹，不管錢多錢少，全家一起動手。比如織毛衣，我織身，大女兒織袖子，二女兒剛學，織糙的。有一次一個放羊的老頭，自己攢了點沒加過工的生羊毛，紡成線拿來了，挺粗挺髒的，給誰誰也不織，就找到我們家來，別看我們家窮，還和人家少要錢，平常的毛線加工一斤是4塊，我們覺得老頭窮，少跟他要錢，二三斤織了一個毛衣，還是開身的，怕老頭覺得粗羊毛扎手腕子，還給織的寬袖口的，最後要了5塊錢。老頭特別高興。平時我們織開身的還要加五毛，這次也沒要。我平時去服務站（街道上管分配活的地方），別人不愛幹的活我全幹。比如拆洗棉襖，磨刀人的棉襖又髒又破，拆洗別人不幹，我幹。什麼小孩的棉衣服，我也管。那時就是1962年以後，我也不再發愁了。
這一年郭篤民他們也集體摘掉了右派帽子，算留用職工了，連門口教養所的牌子也摘了。比過去鬆了，星期日可以出去，他們那裡離濟南30里，可以進城去吃飯館，一年還有一次探親假。但還不是普通公民，比方他探親回家，前腳進，後腳片兒警（分片管治安的民警）就來了，對他說：「不許出去，好好在家待著，要買什麼讓孩子去。」也不能調回來，他們那兒有的人，家在偏遠的地方可以要求回去，通州緊挨著北京，也不能要求回來。
1962年過年他探親來了，那時剛有東西，比方明太魚（一種朝鮮魚），乾的，還有干蛆，當然也是死蛆，一會兒街道上來人通知了：「來魚了，趕緊去買，一人一斤半明太魚！」也不敢放過啊，趕緊去買，過兩天又通知了來了，一人有一斤，反正那年過年，光明太魚每人就買了3斤半。那年過年，我花了八九十塊。現在聽著不新鮮，那會兒可是挺多的。把平時攢的錢都花進去了，這不單是為了過年，也是為了他第一次回來，覺得他身子虧，需要補。他也挺高興，那會兒因為活重，吃不飽，腿都腫了，看家裡也比那裡舒服，就不想走了，去看腿。可是人家不給開病假。他就把病情寫信告訴領導，但領導不讓他續假，還讓他馬上回去，他就馬上回去了。這說明他這時挺戀家的。
1958年郭篤民走後，我們搬了幾次家。
他剛走幾個月，街道組長們上我家來了，說：「你得搬家，這屋子要做大食堂。」那年，農村和城市都辦大食堂，他們讓我往東塔胡同搬，我知道東塔胡同那個地方在北門裡，快出城了，買東西、上學都不方便，全胡同只有一個水龍頭，而這邊院子裡就有水龍頭，我家連能挑水的人也沒有。而且這地方解放前住的都是掏糞工人一類的人，幾乎一間像樣的房子也沒有，所以我不願意去。可是不去不行，組長說：「不去就是社會主義的絆腳石，是絆腳石就得批鬥。」沒法子，我就從貢院胡同2號的三間北房搬到了那邊的兩間西房。那時房管局剛成立，還沒有修建隊，這兩間房好多年不住人了，特別破。我帶著4個從10歲到不滿1歲的孩子，像老鼠拖木杴似地好不容易才搬了這次家。因為拿不動，好多東西像郭篤民養花的花盆就扔了。這屋子滿處漏，有一夜下大雨，我把所有的能接水的傢伙都拿出來接水。一夜都沒睡成覺。
沒住幾個月，街道又挑這兩間房做食堂的會計室，讓我搬到當院的一間半東房去。
沒到1959年過年，又通知我這東房也要做食堂，也得搬。這回又搬回了貢院胡同。這樣，七八個月內我搬了三次家。越搬房子越小，間數越少。
最後讓我搬到了貢院胡同6號的一間小土房裡，也是滿處漏。這屋子太小，東西放不下，在家搞副業也不行，我就自己在11號找了一間15平方米的房子，也是間破房，漏雨，我又找人抹了房頂。
第一次鬧離婚
1964年，四清工作隊來了，我再拿活，什麼地方也不給我幹了。什麼意思呢？街道上就會這個，只要聽說你有問題，就不讓你幹活。可警察都不這樣，比如胡同裡的一個小伙子改造回來了，街道上也是很長時間不派他活，他家又窮，沒辦法，就去找片兒警。那個女片兒警就讓街道上給他活干，後來就去了修建隊。
街道上就是這樣，別的本事沒有，就會掐死人，什麼活也不給。我想了個法子，就去法院提出離婚，人家問我什麼理由，我說街道上不給我活幹。人家又問他掙不掙錢，我說他掙錢，可是掙得挺少。到山上開石頭，砸成一百多斤的塊兒，放在雙輪車上，拉到火車站，再裝車，還不能砸壞車，砸壞了得賠。我這麼一說，法院的人說，他和平常人還是不一樣，還是勞改的性質，不然不能幹這麼累的活兒，而且掙得這麼少。他說：「本來離婚得雙方面的，可你這屬於特殊情況，不用去他那裡，也不必他同意，我就可以發給你離婚證明。可是我不願意發給你。因為改造人就是想把他改造好，如果你要和他離了婚，他就心想，我都五十多了，還會再有家嗎？就會有抵觸了，也不會好好接受改造了。」我本來不想離婚，就是要他不同意這句話去了，現在他果然說了，然後他又說，我讓街道給你活。這樣我的目的就達到了，又回到街道服務站找活幹，還是什麼活都幹，一直幹到1965年年底。
1966年一開春，街道上就把人們招去開會，說「十四縫（紉廠）要找縫勞保手套的。自帶機器，一副0·24元加工費。我本來就會使機器，一聽這個，回去湊了點錢，借了點錢，到街上142塊就買了一台縫紉機。當天晚上就請人安上了，恐怕去晚了，沒地方放機器了，第二天就把機器搬去，開始做了。雖說是0·24元一副，可是又扣線錢，又扣管理費，發到手裡連1毛1也不到了。也就1毛多一點兒。不過我手快，挺短時間一天就能做15副了。有人一天只能做3副。結果就有人嫉妒，提出來限數。這樣到1966年8月底被紅衛兵轟走以前，我每天都做15副，能掙一塊六七毛錢。
那時大女兒初中畢業去了順義縣潮白河林場，月工資31塊，除了吃，還能剩下20來塊幫助家裡。二女兒初中快畢業了。眼看一家人就出了苦海，可是災難又來了，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了。
起初，讓我們縫紉組的人一起學習「老三篇」，上面組織學習的人對「老三篇」還有極精闢的解釋：「『老三篇』不是老了，是老得學，所以叫老三篇。」組裡識文斷字的人不多，會計歲數大，階級覺悟不高，讓她念，她說念不了給我念，可我知道我不配念呀，就沒敢接。別人又接過去念，但還得我在旁邊當顧問。念了幾天，忽然有一天通知我到別處開會去，除我之外，組裡還有一個人是地主家屬，也去了。在會上就宣布那個人得回農村去，因為文革初期，所有的地富反壞右分子都得離開城市，要搞紅色城市，她算地主分子，自然在劫難逃。可還沒讓我走。
那時候，不但在會上宣布，通縣公安局還在最繁華的地段，閘橋的縣百貨商場櫥窗上貼出大字布告，公布全縣城該滾蛋人的名單。那天晚上，我還派幾個孩子去看「黑榜」，回來說沒有，我們還有點慶幸。可是沒過幾天，街道上來了一幫積極分子，給我的屋門口貼上一個白紙條，上寫：「在押反革命家屬」。告訴我：不許出去，不許亂說亂動。院裡有個姓劉的工人階級，和隔壁的地主分子劉家鬧彆扭，等不及就把紅衛兵請來了。
紅衛兵來了就抄他們家，砸花瓶，抄完他們家一看我這屋也貼著條子呢，就進來了，把箱子什麼的都貼上封條，但當時沒抄走。那天晚上，街道平時什麼也不管的組長這回積極了，帶著紅衛兵挨著門找有渣兒的人，找著（也不會找不到，因為早就被勒令不許出門了），就帶走。
（未完）
（執筆作者郭軍退休前為《中国青年报》主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