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撥云
2020年7月23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尼克松總統圖書館發表《共產中國與自由世界未來》的演說，宣布美國與中共國盲目接觸的舊模式已經失敗，自由世界必須戰勝新的暴政。[1]
這次演說的選址頗具深意，因為正是尼克松於1970年第一次在公開場合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代替共產中國的稱謂；正是尼克松於1971年派特使基辛格祕訪北京，正式邁出與共匪媾和的第一步；也正是尼克松本人於1972年親訪大陸，事實上承認中共極權暴政，背棄反共盟友中華民國。尼克松在《上海公報》簽署儀式上曾充滿自信地表示，「當我們的下幾代人回望這段歷史，一定會感謝我們這些天的相會」。[2]
那時，蓬佩奧先生還是個不滿九歲的孩子。而此時站在尼克松圖書館前的國務卿，看不出有對尼氏的感激之意；相反，他的通篇演講是對尼克松親共綏靖政策的全面否定。兩個月後的皮尤民調也顯示，73%的美國人對共產中國持負面態度。超過兩代人的時光終於換來美國從政府到民間姍姍來遲的反思和行動。尼克松對中共的外交解凍，其實是掀開了潘多拉的蓋子，其危害直到半個世紀之後才讓美國逐漸醒來。但美國與世界早就因接納中共魔鬼而禮崩樂壞，危機深重，面目皆非了！
其實，中共並非「新的」暴政；它從瑞金割據、延安避難到北平篡政，其反人類本質與生俱來，從未改變。尼克松也不是誤判中共的第一位美國總統，更不是最後一位。
美國對中共的無知、短視、及匪夷所思的姑息與寬容，可以追溯到二戰後期。從那時起的七十多年裡，美國最高決策層至少有三次嚴重誤判中共，敵友混淆，黑白顛倒，政策錯位，還執迷不悟，對中共邪惡勢力綏靖累計超過半個世紀之久，構成當代國際政治史上一個奇特的現象，不能不令人深思。
美國的三次戰略誤判，直接導致中共邪惡勢力的膨脹和撅起，對美國國運以至整個自由世界造成持久傷害，而且一次比一次嚴重。杜魯門、馬歇爾認敵為友，助中共赤化中國大陸，摧毀中華文明。尼克松、基辛格媚共賣台，解圍中共，把紅禍引入國際社會。老布什、克林頓等的全盤開放和扶持，促成中共殭屍還魂的大裂變，其邪惡能量足以挑戰和赤化美國，禍亂全球。如今已造成一百七十多萬人死亡，仍在肆虐全球的武漢肺炎大瘟疫，只是中共惡魔危害全人類的最新例證。
對美國人來說，釐清美國對中共綏靖的歷史，有助於反思既往，將功補過，加速改弦更張，與中共暴政徹底了斷。但中共欺騙的不只是美國人。不下幾代的中國人也都錯看中共，錯認共產中國。很多人直到現在仍未清醒，看不透中共本質，分不清真假中國，亟待大徹大悟。而了解歷史真相，回歸正常人類，則是清除邪惡中共，光復中國大陸的先決條件。
一、杜魯門、馬歇爾助紂為虐，丟掉中國
歷史上美國對中共的了解，長期被一些左派記者和學者所誤導而失之精準，流於皮毛。抗戰期間，斯諾、史沫萊特、斯特朗等人爭相入共區採訪，主動接受共黨洗腦，極盡美言共匪之能事，義務為其在西方做宣傳。
美國民間對中共的無知還不算，政府高層亦不乏親共派。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其手下幕僚及重慶駐華使館官員如戴維斯（史迪威顧問）、謝偉思（使館二祕、後來擔任美軍觀察組組長包瑞德上校顧問）、費正清（早年曾任美國大使助理）、拉鐵摩爾（羅斯福派給蔣中正的私人顧問）及後來擔任駐華大使的司徒雷登等所謂「中國通」都同情共匪，認為國民政府腐敗無能，力主美國支持中共。史迪威一向不看好國民黨，卻對共匪有莫名其妙的好感，認為共軍才是真正的抗日力量。他曾說未能與朱德並肩抗日是一大遺憾。後來的美軍駐延安觀察組就是由史迪威一手促成。
更為嚴峻的是，美國的親共勢力足以左右最高決策層。羅斯福就曾多次接見斯諾，確實對中共有過誤讀。比如羅斯福認為，共產黨人和國民黨人，終究都是中國人，他們是抗戰的朋友，朋友之間總會有商量餘地的。羅斯福有所不知，中共恰恰不是通常意義上的中國人，甚至很難稱之為人。國共就像美蘇一樣絕不可能成為朋友。可以說美國對華政策從一開始就步入歧途。
二戰後期，美國政府通過駐延安觀察組和調停國共軍事衝突，與中共有過短暫的面對面交往。但美國這兩次外交努力都沒有達到預期效果，前者被中共欺騙和利用，後者反助中共在戰亂中壯大並篡政。
（一）美軍駐延安觀察組
1944年，美國在菲律賓海戰後取得海空絕對優勢，對日本本土作戰開始提上日程。為減少未來對日作戰傷亡，美軍考慮先在山東半島登陸，以便利用華北機場轟炸日本本土，因此打算進入中共控制的所謂晉察冀「解放區」收集軍事和氣象情報。同時，史迪威也想實地評估共軍的抗日戰果和實力，為其所主張的聯合共軍打擊日軍的策略提供依據。因此，史迪威向國民政府提出向延安派駐美軍觀察組（DixieMission）。
如果共軍真心實意抗日，史迪威的提議還有一定道理。可實際上，除了在平型關伏擊日軍小股輜重部隊（1937年）和百團大戰（1940年）之外，共軍再無像樣的對日戰績。它們對日寇基本上避而不戰，游而不擊，只一味擴張人馬地盤，不惜圍殲抗日國軍（如1940年新四軍在蘇北的黃橋戰役），甚至私通日軍，合謀對付國民政府，為日後拿下中國積蓄力量。
蔣中正自然不會任憑美國被利用，稀裡糊塗地為中共提供幫助。他多次要求羅斯福撤換親共的史迪威，但都被史的上司、陸軍參謀長馬歇爾所阻。最後羅斯福派副總統華萊士向蔣中正面陳，並以召回史迪威為條件，國民政府才勉強同意美軍觀察組進駐共區。1944年7月，美軍小組抵達延安。
美軍觀察組是為中共送上門的禮物，自始至終都被其玩弄於掌股，既誤幫共匪，也誤導美國，是美國戰後調解國共衝突失敗的一次預演。
美軍觀察組是美國政府與中共大本營的首次正式接觸，客觀上提升了中共的政治地位與合法性。中共本是受蘇共扶持反叛國家的恐怖主義組織，幾乎被國民政府剿滅，因承諾抗日才獲政府寬恕。但中共趁機大肆擴張，任意創建所謂解放區，實為改頭換面的「蘇維埃共和國」。美國作為合法政府的盟友，卻主動上門對中共非法政權示好，等於對中共恐怖組織的認可。受美國加持，中共更加以合法政治勢力自居，極力爭取美國的同情和支持，至少能在國共之間保持中立，為戰後與國民政府對決創造條件。毛澤東、周恩來甚至做起赴美與羅斯福面商中國未來的黃粱夢。值得一提的是，美國在共黨孱弱時無知地主動施以援手，愧對中華民國盟友，做出親者痛，仇者快的蠢事，後來還多次發生。此是後話。
在盡收美軍觀察組所帶來政治紅利的同時，中共也渴望獲得美國軍事援助的實惠。蝸居陝北等地的共匪，名義上歸順，實際上數度違抗軍令，逃避日軍，攻擊友軍。作為懲戒，國民政府從1941年皖南事變後停發其軍餉，並對延安共區嚴密經濟封鎖。而蘇德戰爭爆發後，斯大林為避免腹背受敵，需要中國拖住日本。他清楚中共無心也無力真正抗日，再加上蘇聯在外交上承認國民政府，對中共的援助有所消減。為避嫌，斯大林甚至將共產國際解散。
正當中共靠種植、販賣鴉片毒品脫困時，美國人來了。中共藉機遊說美軍觀察組，要求與國民政府平分美國軍援。戴維斯等也確實有此意向。[3]他們曾背著蔣中正，答應裝備兩萬共軍。由於蔣的抗議和大使赫爾利的干預，此計劃落空。
雖然中共沒能得到美援，但贏得了公關的勝利。在中共的刻意安排下，謝偉思等所謂中國通對中共的美言、漂白與誤判，反而被延安之行所印證而更加權威化，以至美國戰後對華政策仍受其觀點所誤導。美軍觀察組最大的危害就在於此。
美軍觀察組組長包瑞德上校、組員戴維斯、謝偉思都是所謂「中國通」。前者在中國服役多年，能說流利漢語。後兩人都在中國出生，長大。然而，他們是去與中共打交道，「中國通」不等於「中共通」。他們對中共基本上一竅不通！主要原因有二。
首先，中共不同於一般的中國人，它們雖然長著華人的面孔，但並不認同中國傳統文化和倫理道德。中國人自古以來崇尚忠孝仁義，尊師重道，溫文爾雅，謙虛善良等。而中共從建立開始就要徹底打破國人之固有德行，就像毛澤東在湖南禍亂鄉村時所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共黨所到之處，脅迫農人向鄉紳造反，搞得烏煙瘴氣，赤地千里。中國人本來是信神的民族，儒釋道三教經久不衰。而共黨不但是無神論者，而且還與神為敵，以共產歪理邪說為圭臬，顛覆傳統是非善惡。共黨名為中國人，卻公然宣稱效忠蘇聯，本質上是蘇共在中國的代理人，連死後都是去見馬克思。它們的全部目的是摧毀中華文明，代之以蘇聯那樣的反人類的共產主義價值體系和社會模式。中國共產黨人根本不能算作中國人，更不配做中國人。
美軍觀察組裡的那些所謂「中國通」，平時接觸的主要是國統區正常的中國人，包瑞德上校據說還長於國學經典（他退役後在美國大學教中文）。但這並無助於其了解中共。他誤把對中國文化的喜愛投射到中共匪徒身上，對國府稱共黨為匪頗不以為然。把中共黨徒當成正常的中國人看待，是所謂「中國通」的一大通病。
第二，中共也非正常人類。它們徒具人的外表，卻無內在的人性，不承認普世的道德標準，為達到目的，可以無視任何規則，突破所有底線。共匪違背天理人倫的種種獸行，往往超出善良人之想像。比如日本投降後，逃離蘇北「解放區」的難民所講述的共匪血腥土改，連一江之隔的南京人都沒當真，覺得共黨不可能那麼壞。[4]而來自基督文明的美國人所接觸過的人性之惡，與共匪所擅長之邪惡相比，更是有兩個世界之差別。類似蘇區「過紅軍」和共區共產共妻、泯滅人倫、亂斗濫殺的淒風慘景，離美國人的生活經歷實在太遙遠了。即使聽說了，也不會輕易相信。
再說，謝偉思之流在重慶時就已經被周恩來的笑臉外交、花言巧語所俘擄，難以把表面客客氣氣的共黨高官與共匪惡魔聯繫起來。美軍觀察組到延安匪區後，仍習慣於依照文明社會的行為準則行事，注重真實、守信、坦誠、榮譽等，自然也期待中共相待以誠，告以實情，畢竟它們也是口口聲聲民主，信誓旦旦抗日的。但君子與流氓交往，吃虧的往往是君子，因為流氓是不屑於遵從文明規則的。尤其中共這個黑心流氓，又極善於偽裝成謙謙君子，而美國人偏偏對心懷鬼胎、兩面三刀、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的中共匪徒沒有最起碼的警惕和防範。他們身在共區，其所見所聞又都是共匪想讓他們看到和聽到的，因此儘管與共匪近在咫尺，卻仍似霧裡看花，無法識破共匪本質，做出正確的判斷。低估共匪的邪惡和輕信其謊言，則是美國人與共匪交往的另一大通病。
中共的首要騙術就是大打民主牌。為迎接美軍觀察組，《解放日報》專門發表社論慶祝美國國慶，盛讚民主美國和美國倡導的天賦人權和自由尊嚴，聲稱中共是民主美國的同伴，中共所追求的與華盛頓，傑佛遜和林肯相同。毛澤東對謝偉思說，「每一個在中國的美國士兵都應當成為民主的活廣告。他應當對他遇到的每一個中國人談論民主。」[5]毛澤東假意叫喊民主，只不過是一種公關策略，為的是騙取美國的認同和援助，同時也起到美化共匪，抹黑國府，離間美國和中華民國關係的三重作用。
謝偉思、戴維斯等人按照文明世界的習慣，自然認為毛澤東以共黨主席身分所說的話，不會是信口開河，認定是其真誠的表白。再者，他們本來就認為國民政府腐敗無能，拒絕改革，中共與蘇聯不同，只不過是土地革命者。所以聽了毛澤東的民主謊言，竟似遇到知音，深信不疑。可他們卻忽略了國民黨再獨裁，共黨仍可在國統區活動，其《新華日報》也在重慶公開發行。而在延安則看不到國統區的痕跡。
更為諷刺的是，就在他們讚美共區彷彿另一全新中國而令人振奮驚歎時，[6]延安正在進行一場地獄般恐怖的清洗和造神運動，即臭名昭著的「延安整風」。數萬黨徒被誣為國民黨特務或反黨反毛分子，慘遭批鬥、監禁、酷刑，近千人被逼瘋、逼死或處決。毛澤東還未登基，就已經成為不可一世的共黨暴君。其實那些指責國民政府一黨專制的美國人，根本就不了解真正的極權暴政為何物。與毛相比，蔣介石的所謂「獨裁」又何足道哉！
除了輕信中共謊言之外，美軍觀察組還習慣於用開放社會的眼光去解釋極權社會的現象，自以為是地得出種種幼稚可笑，甚至近乎白痴的結論。比如在延安街頭沒看到警察，就以為共區安全祥和，[7]而實際上延安監獄裡的政治犯人滿為患。在駐地周圍不見乞丐，就以為共黨的經濟政策優越，[8]而實際上共匪主要靠種植和販售鴉片毒品維持生計。共匪的所謂「抗日」捐稅，使本來就赤貧的陝北民眾雪上加霜，曾有當地農民憤而詛咒毛澤東被雷劈死。
最為離譜的是，謝偉思根據共匪不斷擴張的解放區地盤，誤認為是共軍猛烈攻擊日軍的戰果，從而推導出共軍是真心抗日的結論。他寫到：「共產黨人明白，如果他們全力以赴贏得抗戰勝利，將大幅提升他們在國內以至國際舞台上的地位，因此，共黨是真心實意抗日的」。[9]謝偉思誤以為中共是正常的中國人。但中共屬於黃俄另類，它們並不在乎日寇，反而期望借日軍之手多多消滅國軍，所以斷不會去積極抗日。共黨的所謂解放區，很多是從國軍手裡搶奪來的。它們的敵人是國民政府，而不是日本侵略者。正如毛澤東所說，這次抗日我們一定要把中國拿下來。
巧合的是，當時蘇共聯絡員弗拉基米諾夫也派駐在延安，執行與美軍觀察組同樣的任務，即評估共軍的抗日成果。作為「自己人」，他的報告與局外人的美軍完全相反：各地前線共軍接到指示不要招惹日軍，都已撤退到安全地帶。儘管如此，戰鬥捷報卻頻頻傳來。共軍頭目們也可以長期脫離部隊到延安參加整風運動。他還發現，美軍觀察組到來之前，毛澤東指示共軍大幅修改共軍戰報，供美軍觀察組查閱。更有甚者，他還得知共匪與侵華日軍暗通款曲，交換情報，合作打擊抗日的國民政府。[10]總之，極權社會的光鮮表象下掩藏的陰暗與齷齪，是正常人無法用文明社會的邏輯推理來發現或解釋的。
幸而美國政府中還有少數清醒者。他們對中共有過幻想，但並不會像謝偉思們那樣媚共，比如羅斯福總統的特使和駐華大使赫爾利將軍。
赫爾利於1944年8月來華前，盟軍在歐洲戰場已勝利在望，而日軍在中國仍攻勢凌厲，其打通南北交通線的「一號作戰」使已苦撐七年的國軍傷亡慘重，並威脅到美國設在中國西南用於轟炸日本的機場。心力憔悴的羅斯福急於戰勝日本，迫切需要扭轉中國戰局，配合美軍在太平洋逼近日本本土的跳島作戰。他派赫爾利使華，促國共一致抗日，畢竟在羅斯福看來，共黨想必也是愛國者，共軍則是一支可利用的抗日武裝。
同年11月赫爾利訪問延安，毛澤東老調重彈，將戰局惡化歸咎於國軍一觸即潰，國民政府腐敗無能，幸災樂禍地預言日軍會進兵四川，國民政府垮台在即等。但赫爾利天真卻並不糊塗，他當即反駁說，國軍獨自抗戰已近八年，承受巨大犧牲和消耗，最近在緬北仍有輝煌戰果。據他所知，美援大部分都用於緬北戰場，內地國軍所得甚少，並無多少腐敗的資源。他以美國人特有的直率，當面斥責毛澤東與仇視中國的敵人一個論調，是在附和敵人的觀點，讓毛澤東當場下不來台，碰了釘子。[11]
由於缺乏經驗和輕信，赫爾利貿然簽署了經毛澤東修改的五條協議,毛把中國只有一個政府，一個軍隊，共軍當接受蔣委員長統轄改為，國共組成聯合政府，國軍與共軍均等進入軍委會。但赫爾利一旦明白之後，就堅決支持國民政府提出三條反建議，即改組共軍，交國民政府統轄；承認共黨合法政黨地位；共黨擁護三民主義。其實這三條都是西安事變後共黨曾經承諾過的，但仍被共匪拒絕。
據包瑞德報告，毛澤東與他談話時一反常態，多次失態暴怒，吼叫絕不讓步，跳腳大罵蔣介石「王八蛋」，早就該滾下台等。[12]毛澤東終於在美軍觀察組面前露出流氓真容。赫爾利聞之，對中共更加警覺，堅持美國必須支持反共的國民政府，並將謝偉思等人調離中國。赫爾利不是「中國通」，但不乏常識、直覺和正義感，比中國通更看透中共。
日本投降後，遲遲不願撤離延安的美軍觀察組，無知地被共匪利用，為其反叛政府多次提供幫助。
1945年8月18日，遠東盟軍統帥麥克阿瑟發布第一號受降令，指定在中華民國（滿洲除外）、越南北緯16度以北地區之日軍，只能向蔣委員長代表的國民政府投降。而在此之前，內戰心切的毛澤東已連發七道命令，要各地共軍廣泛出擊，強行對日受降，猛力擴大解放區，占領一切可能與必須占領的大小城市與交通要道。可問題是大部共軍頭目那時仍在延安，遠離各自部隊。於是8月25日，毛盜用美軍觀察組軍機，將林彪、陳毅、劉伯承、鄧小平等共匪軍頭偷運至山西黎城備降機場，轉赴內戰前線，節省了幾個月陸路跋涉的時間。之後聶榮臻、蕭克等前往晉察冀地區，張聞天、高崗等遠去東北，都是搭乘美軍飛機離開延安的。[13]共匪總說美國幫助蔣中正運兵打內戰，其實美國軍機最先運送的恰恰是毛澤東的共匪叛軍。
美軍觀察組在延安的經歷說明，中共口是心非，另有所圖，絕不可信；「中國通」幼稚淺薄，自以為是，絕不可靠。遺憾的是，美國沒能認識到這兩點寶貴教訓，受杜魯門指派來華的馬歇爾，又是（半）個中國通，仍舊沒能跳出先前對華政策的思路和框框，繼續對中共誤判，結果成就了中共的野心，斷送了盟友的前程。
（二）馬歇爾使華
（1）背景及謬誤
馬歇爾使華雖然與之前的赫爾利使華相隔僅一年，但國際形勢和中國戰局都已發生根本變化。
赫爾利時期，國共合作尚且符合美國速勝日本的戰略目標。但日本投降，時過境遷，國共合作之基礎無存。抗戰甫勝利，中共即在蘇共配合下公開反叛政府，再次點燃分裂國家的戰火。外患剛除，內憂又起。當年的紅軍叛匪，經過八年養精蓄銳，復活了，再生了。它們已不滿足於國中之國的共區邊區，它們要推翻國民政府，要赤化全中國。國民政府面對的是比日寇還凶惡的敵人，中華民國有亡國之虞。
可這時美國親共派卻要以民主聯合政府為援華條件。清醒如赫爾利者，憂心忡忡。他回國述職時當面向杜魯門抱怨國務院「中國通」同情共黨，誤導美國外交政策，指出擁兵自重的中共是要推翻合法的國民政府，聯合政府之路不通。但杜魯門不為所動，赫爾利大使憤而辭職，由馬歇爾取代。這一任命意味著美國政府決策圈反共強硬派基本絕跡，預示美國新一輪對中共綏靖政策出台。
1945年12月，杜魯門總統發表對華政策聲明，其要點為：中國政府軍與共產黨武裝應通過和平談判停止敵對行為。美國承認國民政府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但強烈希望政府擴大包容，實行民主改革，使各黨派在政府內有公平有效的代表。共產黨的軍隊與中國政治團結不相容，應有效歸併於國家軍隊之內。馬歇爾使華即以此為基準。
但杜魯門聲明所表述的，是一個對中共叛國恐怖勢力妥協的政策。美國自以為是所開出的藥方，也是建立在對中共錯誤的定位之上。杜魯門和美國的外交決策層，總是習慣於以美國的驢像之爭去看待國共兩黨的關係，而實際上二者毫無共性。國共的性質和綱領是完全對立的，國民黨信奉三民主義，以民主憲政為目標，與美國的價值觀一致，是具有人道精神的正常政黨。
而中共推崇違背人性的階級鬥爭，暴力革命，是反人類的恐怖組織，不屬於正規黨派。國共本質上是正義與邪惡、文明與野蠻、自由與極權、君子與流氓的區別。即便從國民政府堅決反共抗俄這一點上看，美國也應當全力支持國民政府。可美國的新政策卻視共黨為合作夥伴，讓反共的國民政府和叛逆的中共停止敵對行為，建立聯合政府，是典型的敵我不分，是非不辨。
杜魯門的對華政策，就好像雅爾塔協議一樣，之前並沒有與中華民國盟友諮詢磋商，而是單方面強行給國民政府設定政治紅線，把政治解決作為唯一選項，與蔣中正的兩手戰略相牴觸，實際上干涉了中國內政，其對中華民國國家利益損害之巨之久，又遠甚於雅爾塔協議。
重慶談判失敗後，國民政府的總體戰略是剿除共匪，重建國家。可是美國的綏靖政策卻與之南轅北轍，使政府如何應對成為難題。抗戰時期，中美互有所求。因此蔣中正多次強硬抵制美國政府內為共匪張目者，甚至不惜脫離美國同盟獨自抗日，連羅斯福都不得不讓他幾分。
抗戰勝利後，美國自以為中國的戰略價值不再。而中國因長期抗戰元氣大傷，百廢待興，再加上共匪叛亂，急需美國援助。因此，儘管蔣中正並不認同美國的對華政策，為維護兩國關係，只得被動配合。但順從美國就要對共匪讓步，堅持剿共又受美國掣肘。馬歇爾來華後，國民政府一直在兩難之間徘徊往復，既定之剿共戰略無法順利實施。就好像正邪大戰，正義一方非但要看美國臉色，好不容易出手時又飽受美國指責怪罪，甚至乾脆被攔腰抱住，如此焉能取勝？如果說日本侵華使中共趁機坐大，戰後美國的綏靖政策，則成為國民政府剿共平亂的絆腳石，間接幫助中共逆勢壯大，並最終奪取中國大陸。
不過，馬歇爾本人初時卻信心滿滿，自以為能不辱使命，而實際上其使華失敗的命運早已註定，原因有三。
首先，馬歇爾反共意識薄弱，是中共眼裡的開明派，極易被共黨所迷惑。馬氏曾於二十年代在天津駐防三年，但和他手下的「中國通」們一樣，對蔣中正及國民政府沒有好感，而對共黨的邪惡則不甚了了。來華一年多直到調停失敗回國，都沒有認清共匪的本質與真容。
第二，馬歇爾實際上具有雙重身分。他不單是國共之間的調停人，同時也是美國總統特使，肩負捍衛美國價值觀和國家利益的重任。而他這兩個身分本身卻是矛盾的。美國承認國民政府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然而，馬歇爾作為調停人，自認要不偏不倚，試圖在合法政府和叛亂集團之間搞平衡。馬歇爾的所謂「公正」立場，使共匪借美國之力占盡便宜，屢屢化解困境，轉危為安，最後反敗為勝。
第三，馬歇爾一心居中調停，對國共雙方的影響力和約束力卻不對等。國民政府有求於美援，不願也無法與美國翻臉。而中共本來就是流氓無賴，在談判中無所顧忌，漫天要價，凡對其不利者，一概強硬拒絕，美國除了遊說規勸，沒有制約它的任何籌碼。馬歇爾為能完成使命，一味遷就中共，強迫政府妥協，美國特使成為又一個張伯倫，導致中華民國和美國利益雙雙受損的毀滅性後果。
一般認為，國民政府失去大陸的一個關鍵節點，就是1946年6月馬歇爾逼迫蔣中正發布第二次停戰令，讓東北共匪絕處逢生，死灰復燃。
然而，如果我們以大視角檢討那一整段歷史，就不難發現，不僅東北戰局因馬歇爾作梗而逆轉，馬歇爾使華本身，從頭至尾，都在無知地助紂為孽，給國民政府幫倒忙。他所起到的實際作用，就是一步步幫助共匪從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輿論上消弱、打擊和最終顛覆了反共盟友。
（2）認敵為友的聯合政府
馬歇爾銜杜魯門之命來華的一個主要任務，就是建立包括中共在內的所謂「民主聯合政府」，實現中國的和平統一。但國民政府先前在重慶談判時已做過嘗試，結果證明那只是一廂情願的幻想。
抗戰勝利後，中共叛亂成為國民政府和平建國的主要障礙。蔣中正為此做了兩手準備。國際上美國一向對國民黨一黨政府不滿，蘇聯在剛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中又承諾支持國民政府，而中共也確已坐大，所以蔣邀請毛澤東來重慶談判就是嘗試政治解決，即在統一政令、軍令的前提下，接納共黨加入聯合政府。他在日記中曾透露，如共黨確實悔悟，準備委以若干省主席。但深知共匪本性的蔣氏，同時向國軍重發《剿匪手本》，準備一旦和平之路不通即軍事解決。
如果說蔣對共黨悔過還曾報有一絲希望的話，毛對國共和解則全無一絲興趣，它赴渝是迫不得已而為之。蔣多次約毛面談，試圖說服共黨改變方針，放棄軍隊與割據地盤，轉而在政治上、經濟上競爭。這也確是和平建國的唯一合理途徑。但毛想的卻是：如果共軍和政權被取消，即使黨能合法存在，又有什麼力量呢？所以軍隊和政權是絕對不能放棄的。毛的野心始終是武裝奪取政權，赤化全中國，由它自己當共產皇帝。
因此，共黨在重慶談判中獅子大開口，要求編組48師，四倍於國府所允許12師之最高限度。同時強要政府承認共區「民選」政府，委任其為華北五省主席、平津正、副市長等要職。蔣在日記中直言腦筋深受刺激，感慨共匪無信不誠，禽獸不若等。他一度考慮將毛澤東扣押，以漢奸叛國罪審判。儘管蔣最終將毛禮送出境，但也打消了政治解決中共問題的念頭。
重慶談判未能達成統一政令、軍令的目標，完全得不嘗失。而共匪方面則大有斬獲。和談為其提供了一個統戰宣傳、欺世盜名的良機。一個原被政府通緝並仍在作亂的赤色恐怖組織，僅憑一套廉價的民主假面具，就賺得了一紙遮掩其魔鬼真容的《雙十協定》，以及與合法政府平起平坐的政治地位。
馬歇爾來華，再炒聯合政府的冷飯，完全不對蔣中正的胃口。重慶談判失敗在先，蔣極不情願繼續謀求虛幻的政治和解。在他看來，由於共匪全面叛亂，中華民國已陷入戰後空前的安全危機。國民政府中有識之士如白崇禧等也都認為，政治民主化時機未到，中共問題除軍事解決別無它途。剿共平叛才是國民政府迫在眉睫之要務。但在美國強力插手的國際壓力下，蔣只能暫寄望馬歇爾能主持公道，與反共盟友齊心合力，迫使共匪讓步就範。
但蔣中正很快發現，馬歇爾對中共極度無知，就像美軍觀察組一樣，被周恩來曲意逢迎，天花亂墜的統戰謊言所迷惑，竟以為共匪真心嚮往民主政治。他無視中共擁有非法武裝和割據政權，向蔣提交《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法》，賦予共匪自己都不敢奢望的權力，蔣驚歎「足以召亡國之禍」。
中共方面原本已與政府軍事決裂，馬歇爾來華讓它們看到再打政治牌的利好。一是以民主訴求麻痹美國，讓馬歇爾覺得在政治上「有道理可講，有文章可作」，從而阻撓國民政府武力剿共。二是在政治協商會上，發起輿論攻勢，抹黑國民政府，取得政治和民意上的優勢。因此，在杜魯門發表對華聲明的同一天，中共即重啟國共關於政治協商會議的談判。毛澤東曾明確指示周恩來，政治協商會議決議可以簽字，表面上還可以說它很好。中共這一統戰陰謀相當成功。
政治協商會議雖然並非出自馬歇爾，但美國積極支持並樂見共黨和民盟、青年黨、民社黨等正規黨派一道參加制憲和民主聯合政府，甚至把共黨看作制衡國民黨的民主力量。而共匪又深具統戰欺騙之功力，在政治協商會議上如魚得水，反盜為主，再次愚弄國人和輿論，謊稱解放區已經過民選，一副率先實現民主自由的正面形象，反過來攻擊國民政府獨裁專制。政協會議就好比為共匪搭建了一座舞台，蔣中正明知共匪只是在演戲，自己亦不得不違心配合做給美國人看，所以他在日記中表白，政治協商會議的三個星期，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時期，是在委屈求全。
不過，蔣中正再「獨裁」，仍在政協會議上作出多方讓步，如憲法草案基本採納了中共的版本，包括限制總統權力，積極保障人權，立法委員直選等。但對共匪而言，重慶談判也好，政協會議也罷，不過是一種統戰策略，只為消弱對手，保護自己。所以無論政府釋放多少善意，共匪堅持其「解放區」非法政權維持現狀，政治協商會議重蹈重慶談判之覆轍。
政協之後，「專制」的國民政府不失君子之風，繼續還政於民的進程。根據國大決議，著手召開制憲國民大會，結束訓政，開啟憲政民主。但共匪此時開始憂慮「民主聯合政府」弄假成真，妨礙其武裝奪取政權的既定目標，可又不便公開反對。於是拿出政治流氓另一手法，胡攪蠻纏。
共匪拒絕提交國民大會代表人選，理由是名單只能交給改組後的聯合政府。可國大決議中並無此規定，而且會期已寫明在同年（1946）5月5日。政府欲商定聯合政府委員會的名額，中共又不真心合作，拉民盟強要14席。開始政府同意12席，後讓步至13席，認為只要你爭得非共人士一票，就可行使否決，中共死活不答應，並威脅抵制制憲國大，儘管席次問題與制憲無關。很顯然，共匪在故意製造僵局。[14]
事已至此，蔣中正認為必須放棄政治解決。他於1946年6月國民黨中央黨部紀念周上表示：「我決於一年內完成軍事（剿共），兩年內恢復經濟。」
然而，蔣中正是無法撇開美國放手獨立決策的，因為美國還在謀求國共和平統一。調停特使馬歇爾對民主聯合政府念茲在茲，堅決反對軍事解決，施壓政府繼續與共匪作無謂之談判，認為聯合政府如無中共參加，反促共黨擴大叛亂之決心。蔣明確告之共匪要武裝奪取政權，而且當時共匪正在蘇中與國軍激戰。可馬氏就像走火入魔一般，完全充耳不聞。
針對馬歇爾的強行干預，蔣中正曾當面質問：難道沒有共黨參加，即不成民主政府？他在日記中痛鞭馬氏「神經錯亂」，「冥頑不靈」，「毫無政治常識」等。但畢竟國民政府反共建國離不開美國盟友的支持，所以明知政治和解無望，也只得配合美國與共匪流氓繼續談判扯皮。但蔣氏亦自囑「決不能以馬歇爾個人一時之好惡而變更我基本國策。」
馬歇爾為推動和平統一，還要求國共雙方停止仇恨猜忌宣傳，以營造和解氛圍。但只是作為君子一方的國民政府響應，共匪流氓則不屑一顧。當時大批蘇北難民逃離共區到南京，向新聞界控訴共匪土改暴行。這本是國民政府向國民揭露共匪假民主、真恐怖的絕好素材。可《中央日報》等反共媒體都奉命不予報導。國民黨宣傳部長吳國禎回憶說：「再也沒有比這個政策更使共產黨高興了。當我們傻傻地保持沉默，他們卻大肆宣傳，全世界只能聽到他們的說法而聽不到我們的。」[15]一位國軍將軍陣亡，遺體運回南京，國府中央禁止刊登新聞，禁止軍方參加治喪，以免刺激中共。[16]與此對照，獲准在國統區發行的《新華日報》，公然宣揚共黨理念，炫耀共軍戰績，公布國軍被俘將領名單，洗腦民眾，瓦解國軍士氣，引發國統區混亂和恐慌。馬歇爾畏共，連累國民政府也被迫做了東郭先生。
共匪還利用國民政府的善意和寬容，在大城市鼓動學潮請願、罷工罷市、集會抗議等，掀起一波波抨擊政府的輿論戰，把民怨引向政府。1946年6月的上海人民反內戰請願團和1947年5月寧、滬、蘇、杭等地知識界的反飢餓、反內戰運動，都是共匪地下黨操控民意、抹黑政府的陰謀。共匪在其所謂「第二戰線」對政府的另類攻擊，是國民政府喪失民心，最終撤離大陸的又一重要原因。這一切與美國不合時宜地強行推動與共匪的政治民主化有很大關係。
1946年11月，在延期等待一次之後，政府給中共保留席位召開國大，通過了中共先前參與制定並認可的憲法，邁出憲政民主第一步。中共卻指責政府單方面召集國大蓄意分裂，污衊其為偽國大，偽憲法。連馬歇爾都不得不說：「國民大會確已通過一部民主的憲法，該憲法在各主要方面均與政治協商會議所定之原則相符，通過之憲法即已包括共產黨所要求之各項要點，而中共竟認為不宜參加大會，殊為不幸。」馬氏還以為中共真在乎政治民主化。
1948年中華民國正式行憲後，共匪叛亂已失控。為因應剿共之戰時狀態，不得不增補《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擴大總統緊急應變權力，使之不受制於剛剛施行幾個月的《中華民國憲法》。馬歇爾政治民主化的努力，除了讓政府耗時費力，自尋煩惱，引狼入室之外，又回到原點。
其實共黨無論從本質還是目標，都最不可能實行民主。共區內赤化運動和階級鬥爭從未停止，所謂「民選」政府實為極權暴政，共區人民絕無任何民主自由可言。美國有心推動中國政治民主化，可惜既看錯了對象，也選錯了時機，結果是美國上了大當，幫了共黨的大忙，讓國府吃了大虧。
再說，民主政治本來就是君子之間的遊戲。而國共分歧是君子與流氓的對立。流氓不會認同君子的規則，自然也不應享有君子的待遇。硬把流氓當君子對待，吃虧的必然是君子。美國錯把共黨當成正常人類看待，奢望流氓無賴接受文明規則，害人害己，愚不可及，其深刻教訓至今仍有意義。
（3）姑息養奸的整軍協議
馬歇爾來華的另一項使命，就是協助政府整編軍隊，取消共黨武裝，實現軍隊國家化。
但是，整軍談判就像先前的政治協商會議一樣，政府也是被美國強拉入戲的，因為這個議題在重慶談判時就因共匪無誠意而擱淺。當時強硬反共的赫爾利大使力挺國民政府，共黨尚且拒絕讓步。如今由親共的馬歇爾主持談判，政府更無勝算。雖然共黨也裝模做樣地在軍隊國家化的政協決議上籤了字，但它們不過是逢場作戲而已。
馬歇爾也不明白，對美國而言，二戰結束意味著和平到來。而中國則不然，抗戰之後馬上面臨共匪顛覆政府，赤化中國的絕大危險。強敵當前，國軍本應積極整補，提高戰力，出擊進剿，戡平匪禍。但政協通過的整軍協議卻要求軍隊大幅度縮編，顯然不符合國民政府之剿共戰略。為了配合美國，政府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但馬歇爾主持制定的整軍辦法，讓政府軍大批官兵被裁撤編遣不說，共匪非法武裝卻得以保留，取消共軍的目標化為泡影。
關於整軍方案，國民政府提出混編，即國共雙方按比例縮編復員各自軍隊之後，取消共軍建制，官兵拆解打散後，併入國軍序列，不能允許中共再有自己的軍隊。
然而，共匪堅拒國府的混編方案，因為毛澤東早就說了，共軍一枝槍、一粒子彈也不能交出。但它們表面上卻拿出一套冠冕堂皇的理由：軍隊屬於人民，必須先政治民主化，再軍隊國家化，不能將軍隊交予國民黨一黨政府。馬歇爾聞之竟無言以對，畢竟中共的花言巧語也符合他使華的思路。
只要對中共的本質和歷史稍有了解便知，共黨信奉的是暴力革命，而不是什麼軍隊國家化。不解除共黨的非法武裝，中國的政治民主化根本無從談起。但馬歇爾為儘快完成使命，沒有站在反共盟友一邊，而是支持共黨的所謂統編。
馬歇爾提出，國共以師為單位統編成軍，兩個國軍師加一個共軍師，國軍任軍長；兩個共軍師加一個國軍師，共匪任軍長。這一方案的離奇在於，允許共黨叛軍保留師級建制，等於使共軍合法化，背離了軍隊國家化的目標。再者，本來共匪就極善於附體滲透，因此才被蔣中正清黨驅逐。馬歇爾等於重新引鬼入門，共匪軍長還可以名正言順地統領指揮國軍。用周恩來的話說：以一個軍長、兩個師長，還怕不能影響其餘一個師？而在國府軍下的共軍師則絕無可能聽命於國軍軍長。
在國府看來，如此整軍形同兒戲，共軍非但未被取消，反而有了存在的理由。這一整編方案的實質是對共匪叛軍的認可與保護，完全違背了國民政府的意願。西安事變後聯共抗日的歷史惡果猶在眼前。當初共匪假意接受國民政府統轄，實際上只領軍餉，拒聽軍令，視所有阻礙其擴張者為頑固派，方釀成今日國民政府之心腹大患。
不過，整軍協議儘管允許共匪保留師級建制，亦規定需先行縮編至十八個師，繼而十個師。而毛澤東要通過整軍消弱國軍，保存自己，以便徹底消滅國軍，顛覆國民政府。因此它命周恩來與馬歇爾虛與委蛇，拖延時間。周藉口中共軍隊缺乏正規訓練，需要時間培訓，才能達到正規化的標準。馬歇爾不知是計，表示可在共區開辦軍事學校，由美國軍官訓練共軍，還答應為共軍十個師提供裝備。他在此之前還曾提議讓只有陸軍的共軍在海空軍亦各占三分之一。馬歇爾真可謂急共軍所急，想共軍所未想。
依照文明的習慣，馬歇爾特別看重正式協議的作用。他以為共黨同意在整軍協議上簽字，自己就真的完成了杜魯門軍隊國家化的使命。在1946年2月的整軍協議簽字儀式上，志得意滿的馬歇爾，竟指責起國府中曾給他忠告的正義人士:「此協定為中國之希望。我相信其將不為少數頑固分子所污損。蓋此少數頑固分子，自私自利，即摧毀中國大多數人民所渴望之和平繁榮及生存權利。」但協議墨跡未乾，到底誰是君子，誰是流氓，誰又是空喜一場，很快就見了分曉。
根據整軍協議，軍隊復員應立即實行。國府從46年3月即開始縮編國軍，軍改師，師改旅（裁一團），大批官兵復員，其中既有所謂雜牌軍，也有黃埔系，以至後來還鬧出轟動一時的「哭陵事件」。而共軍在華北以裁減老弱殘兵來應付中美共三人小組的核查，本應裁撤的部隊則以解放區地方武裝名義保留。而東北共軍更如入法外之地，肆無忌憚地擴編。
整軍協議要求一個月內提交部隊及裁軍名冊。國府按時向三人小組提交了國軍90個師的表冊和前兩個月部隊復員次序表，而共軍則拒不執行。馬歇爾軍隊國家化的結果，就是國軍因單方面裁軍而自損武功，共軍則視協議如廢紙，無所顧忌地擴充人馬。馬歇爾終於領教了中共的出爾反爾，言而無信，但也只能咽下他一手造成的苦果，因為他對共黨毫無約束力。馬氏軍隊國家化的努力恰似鏡中花，水中月，淪為笑柄。接下來的停戰問題更讓他焦頭爛額。
（4）自縛手腳的停戰談判
根據杜魯門的對華政策聲明，馬歇爾使華的首要任務是制止國共軍事對抗，為政治協商會議和軍隊整編鋪路。他來華後不到一個月，就促成國共雙方達成第一次停戰協議，一時傳為佳話。然而，正是這第一次停戰令，開啟了國民政府欲戰不能，欲罷不忍，兩面受敵，舉步維艱，最終一敗塗地的悲慘歷程。
重慶談判之後，共匪放棄政治協商，將推翻國民政府的戰略調整為「向北發展，向南防禦」，即全力控制華北，與政府爭奪東北。墊伏已久的共匪以受降為名，占領華北大小城市與交通要道，奪取武器與資源。中共在重慶談判期間即發動上黨戰役，繼而平漢戰役、平綏戰役、津浦戰役等,與受降國軍糾纏扭打以遲滯國軍。
為阻止國軍進入華北，共匪大肆破壞鐵路交通。據交通部次長凌鴻勛津浦線報告，「大多數路軌枕木，均被移走。路基亦有被掘斷者。橋梁之破壞，工程尤為巨大。鋼骨水泥建造之堅固橋墩，均被炸毀，電線杆則多平地鋸去。」共匪所到之處，對車站、月台、所有機車及車輛、行車用具均徹底毀壞。其實僅就破壞交通一項，政府就有足夠理由剿滅共匪。交通長期癱瘓也是後來經濟崩潰的一個重要原因。
在東北方面，蘇聯應雅爾塔協議之邀約，趕在日本投降前對日宣戰，大舉入侵併占領滿洲。中共趁國軍主力遠在大西南，緊急抽調十幾萬匪幹匪兵日夜兼程，水陸並進，蜂擁入滿，在蘇軍暗中配合下，收繳日軍武器，搶占戰略要地，建立叛亂根據地，取得數月先機。此外，作為連接華北和東北的戰略通道，分屬熱河省和察哈爾省的赤峰和多倫，亦被中共從蘇軍手中接管。
抗戰勝利後的中華民國，未及喘息，即陷入中共全面叛亂造成的國家危機之中。蔣中正因此決定軍事剿除共匪，永絕後患。他在馬歇爾來華前已向各戰區發出動員令，要求各級長官，遵照剿共手本，督勵所屬，努力進剿，遲滯貽誤者當必執法以罪。不過，那時他還萬萬想不到，真正遲滯國軍、貽誤戰機者，不是別人，正是來自盟邦美國的馬歇爾將軍。
儘管杜魯門已聲明美軍不會直接參與國共內戰，但中共起初對馬歇爾仍有幾分顧忌，畢竟美國承認並支持國民政府，並正在幫助國軍向東北運兵。但是，中共很快就發現它們多慮了。
第一次停戰令是馬歇爾送給共匪的見面禮。若非美國強行撮合，國民政府本無意與共匪談判停戰。一方是合法政府，一方是叛亂集團。在國家危亡之際，守土衛民，除暴安良是政府的責任。停戰令就好似慕尼黑協定在中國的翻版，對共匪多方姑息遷就，對國民政府則造成多重具體傷害。
首先，強行限制政府行使正當武力，打亂了國民政府剿共建國的總體戰略，成為美國束縛反共盟友的第一條繩索。就好比硬讓警察與強盜言和，等於對邪惡的縱容和鼓勵，也埋下了美國最終丟掉中國的禍根。
具體來說，共匪在華北的非法根據地實際上被保護起來，其種種恐怖破壞的罪行政府也無法制裁。若非五萬美國海軍陸戰隊在秦皇島、天津、北平、青島守備以協助國軍受降，整個華北都將落入共匪之手。
停戰令發布前，國軍在關外武力接收主權，同時沿承錦線西進，力圖收復被共匪叛軍占領之熱河重鎮承德，以切斷華北共匪與東北的聯繫。國軍挾抗戰勝利之威，士氣正旺，處於進攻態勢。共匪立足未穩，訓練不足，處於弱勢。停戰令生效後，國軍優勢武力攻勢驟停，預定之作戰計劃半途而廢。
停戰談判本身也是對共匪單方面讓步的結果。國府原堅持接收赤峰和多倫，因為兩地曾劃歸偽滿，後為蘇軍所控制，根據《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蘇聯承諾不支持中共，將主權移交中華民國政府。國府本是有理的一方。但周恩來拒絕，馬歇爾亦不支持，蔣中正被迫放棄。
停戰令第二條原為,「中國及滿洲境內一切軍隊調動皆須停止；中華民國國軍為重行建立滿洲主權而開入及在滿洲境內調動，當系例外。」但周恩來反對正式條文為國軍開綠燈，將其改為「中國境內所有軍隊調動一律停止」，國軍例外部分被移至條例註解。[17]這一讓步為事後共匪欺騙國人，抹黑政府預埋伏筆。
更為可悲的是，共匪從停戰令中得益，卻並不遵守其規定。停戰令下達月余，就在東北秀水河子伏擊國軍得手，導致國共在東北軍事衝突升級。
其實，中共並沒有檯面上的理由與國軍爭奪東北；它們在那裡既無所謂「解放區」，也不具接收主權的資格。但東北卻是共匪最理想的叛亂基地。那裡工業發達，土地肥沃，自然與人力資源豐厚，特別是戰略位置優越，背靠蘇聯，比鄰朝鮮和外蒙，外援便利，進可圖中原，退可投蘇聯。因此，共匪無視停戰令，武裝抗拒國軍進入東北。如何應對這一局勢，國民政府與馬歇爾產生分歧。
國民政府的方針是，依據中蘇條約堅決收復東北，如遇共軍阻擋則消滅之。但馬歇爾反對軍事衝突，再拉政府與中共談判東北停戰，把在東北沒有法定地位的中共與政府對等。蔣中正提出政府為恢復主權必須占領之地區共軍需退出；蘇軍撤離地區共軍不得先行占領。但共黨拒不接受，只同意三人小組前往調處，實為扯皮。如此協議，百無一用。難怪就在談判期間，共匪就在撤離蘇軍知會下，突襲四平，消滅先遣守城國軍，抓捕政府接收官員，委任共匪自己的省市委書記。共匪如此猖獗，是因為已摸清美國的底線，即以談判解決衝突，以退讓避免戰爭，以妥協尋求和平。於是它們在本溪、四平集結二十多萬兵力，阻斷國軍北上通路，企圖獨霸北滿。
幸虧此時（1946年3月）馬歇爾回國述職，蔣中正得以暫時擺脫美國的拘絆。他命令國軍全力向北推進，一舉消滅共匪叛軍主力於四平，史稱四平街會戰。
此役國軍出師有名，士氣旺盛，參戰國軍中包括在緬北大勝日軍的新一軍、新六軍，士兵訓練有素，全副美式裝備，擁有共軍前所未見的強大火力，與空軍配合形成立體攻勢，銳不可當。
然而，就在會戰進入白熱化的關鍵時刻，美國「婆婆」又急忙趕回。
如果說那時蔣中正對馬歇爾返華唯恐避之不及，那麼共匪方面則翹首以盼多時了，因為儘管毛澤東嚴令共軍不惜任何代價死守四平，在國軍強烈炮火下，共匪軍事和心理防線都已瀕臨崩潰，它們急需「和平使者」馬歇爾壓迫政府停戰。[18]
國民政府的美國盟友，被垂死掙扎的共匪視為救星，也是國共東北戰場上的一大奇觀。奇就奇在，馬氏果然不負「共」望，對政府正義之師橫加指責，聲色俱厲；奇就奇在，馬氏回國的同一天，共匪又攻占長春，再次公然違反停戰令，馬歇爾卻仍堅持妥協對政府有利；[19]奇就奇在，這位綏靖使者甚至還不如臭名昭著的張伯倫，因為張氏在希特勒撕毀協議後，還知道改弦易轍向德國宣戰。蔣在日記中說，「近察馬歇爾之心理及其態度，乃極以對共交涉之破裂或停頓為慮。時現恐懼與無法應對之情態，其精神幾已完全為共黨所控制，一唯共黨之要求是從，無敢或違，凡與共黨心理牴觸之條件，皆不敢向共方試談，其畏共之心理竟至如此。」[20]
這一回合，蔣中正拒絕向美國的壓力屈服。國軍將士上下用命，勢如破竹，先下本溪，再破四平。林彪不及毛澤東回電批准，率殘軍向北滿全線潰退，已把長春作為首都的東北局亦棄城北逃。共匪敗軍失魂落魄，狼奔豕突，丟盔卸甲，亂作一團，投降脫隊者不計其數，包括林彪的心腹作戰科長，林本人在逃命途中也遭士兵奚落。
這是剿共戰史上難得的一場勝利，蓋因蔣中正力排馬歇爾的干擾，國軍終於可以放手施行最高統帥的剿共決策，因而也是一場揚眉吐氣、酣暢淋漓、軍心大振、人心大快的空前大勝。
然而，林彪在戰場上慘敗，馬上換周恩來出場發動外交攻勢，指責馬歇爾包庇政府，擴大衝突，破壞和平。這正戳到馬氏「公平調處」的痛處。本來他就反對國軍反攻四平，取勝後國軍繼續追殲更令其惱火，顯示出他調解失敗的無能。在共匪挑撥下，馬歇爾氣急敗壞，魔性大發，聲稱其本人榮譽和信用受到損害，硬逼蔣中正立即下令國軍停止追擊，並以退出調停和取消五億援華貸款為要挾。蔣在5月27日日記中說：「周恩來之奸謀狡計，自在意中，而馬歇爾氏之心意，亦一如往日，只希望我立即下令停戰，俾其個人任務，得以迅速達成，而不顧我國脈民命之存亡絕續，為可慨也！」
那時，追殲國軍前鋒已過松花江，直逼共匪東北局所在之哈爾濱，將其一網打盡，指日可待。共匪惶惶如喪家之犬，根本無力再戰。6月2日，林彪在給毛澤東電報中哀嘆，無法阻止國軍占領齊哈，若退出齊哈而得停戰，亦屬萬幸；準備游擊，放棄齊哈。[21]
但是，在馬歇爾歇斯底里的脅迫下，蔣中正權衡再三，在保證國軍有權隨時攻擊的前提下，為維持與美國的關係，決定從1946年6月6日起停戰七天，恢復和談。這就是倍受詬病的第二次停戰令。
馬歇爾何以如此畏共？主要是擔憂國軍與共匪開戰會惹惱蘇聯並將美國捲入。而實際上，斯大林和毛澤東都視與美國衝突為畏途。蘇聯大使就曾警告中共不要在東北過於放肆，以免惹起美軍入滿的絕大危險。但與美國的僵化的政策相比，蘇聯為保護中共則不拘一格，不遺餘力。[22]當馬歇爾干涉中國內政，強推和平統一時，蘇軍以不干涉中國內政為由，放任共匪在東北攻城掠地；當馬歇爾主導政府與共匪談判停戰時，蘇軍則鼓勵共匪在蘇軍撤離地區（如四平、長春）放手大打；當美國軍官在軍調部與共匪扯皮爭吵時，蘇聯軍事顧問直接加入共匪的文盲大軍操作火炮，坦克等現代武器。蘇聯表面上支持國民政府，實際上暗助中共；美國名義上承認國民政府，實際上袒護中共。蘇聯是中共的保護傘並不意外，可美國也充當起中共的保護神則令人扼腕。
沒有馬歇爾，就不會有第一次停戰令，更遑論第二次。沒有第二次停戰令，共匪就難脫在東北覆滅的命運。共匪雖然在四平兵敗，卻借馬歇爾之力保住了北滿，成功地實現了與政府平分東北的戰略目標。它們利用停戰建立根據地，收編數十萬偽滿武裝和上萬日軍技術兵員，外加收繳日軍精良武器和兵工廠，並通過北滿鐵路得到無數蘇聯提供的軍火。半年以後，以國軍現有兵力已無法抗衡重整旗鼓之共匪。由於馬歇爾的干預，國軍失去了稍縱即逝的戰機，在東北短暫的戰略優勢付諸東流，所以雖然大勝四平，卻最終丟掉了整個東北。正如蔣氏自己所總結的，「從此東北國軍，士氣日漸低落，所有軍事行動，亦陷於被動地位。……故三十七年冬季國軍最後在東北之失敗，其種因全在於這第二次停戰令所招致的後果。」[23]
按理說，共匪大敗時乞求停戰，在隨後的談判中政府應處於絕對上風。但是馬歇爾的介入反使共匪格外強硬，對政府所提五條方案一概拒絕，一味胡纏。比如，政府要求共匪交出蘇北「解放區」，共匪則要政府退出南京；政府要共匪退出熱察，共匪卻要政府撤出平津。停戰令期滿，政府陷入兩難。欲戰，美國通不過；欲和，共匪不讓步。國府作為有理和實力方，停戰之後一無所獲。
事已至此，蔣中正認為必須放棄政治解決。這才有上文提到的1946年6月國民黨中央黨部紀念周上的講話。為避開馬歇爾的糾纏，蔣中正遠上廬山，指揮關內國軍剿共。蔣明知此舉會與馬歇爾直接衝突，但為了國家免於赤禍，無懼美國可能的制裁，表現出一個大國領袖的道義擔當和頑強的反共意志。
有人以此批評政府不要和平。但問題是停戰令就像美國強加的不平等條約，剝奪了主權國家政府使用合法武力平亂的權力。更何況共匪在停戰令生效的第二天，即在山東等地向國軍發起報復作戰，政府寬延兩次仍不悔過。因此，國軍掙脫美國的無理束縛，採取軍事行動實乃天經地義，毋庸置疑。
而馬歇爾在歷時半年，與共匪兩次和談均無效的情況下，仍不肯承認美國調停政策的失敗，在兩個月內八上廬山，逼蔣停戰和成立各種名目的談判小組與中共扯皮。蔣中正則堅持，可以談判，但共匪必須無條件接受政府方案，否則不輕言停戰。蔣告訴馬，共匪只能靠優勢武力收服，希望美國盟友理解和協助。但他得到的竟是杜魯門的警告信：如果和平解決無進展，美國將重新審定對中華民國政府的支持。馬也強詞奪理說，和談雖然不能保證共黨不再叛亂，但更有和平之希望，因為戰爭會導致經濟混亂，而經濟混亂則是共產主義滋生的溫床。可問題是，共黨在中國已經泛濫成災，並正在武裝顛覆政府，而不是什麼滋生的問題。那段時間，共匪正集中兵力組建野戰軍，全力反叛政府。蔣不但要指揮前方作戰，還得分心應對身後美國的干擾。
1946年7月29日，馬歇爾使出殺手鐧，下令對中華民國實施軍火禁運，前後近一年之久。而這一年正是國軍在兵力、戰力、士氣、裝備等方面處於絕對優勢、掃平共匪叛亂的最佳時期。馬歇爾自己畏共也就罷了，可還阻撓國軍剿共；美國自己釜底抽薪也就罷了，竟要求盟國如英國等同步跟進，全面封殺國軍獲得武器彈藥的渠道。而與此同時，蘇聯正把二戰時通過租借法案得到的約40多億美元的美式重型軍火（國軍抗戰時所得美國軍援僅8億多美元），經北滿陸路和遼東半島水路，源源不斷支援共匪。於是乎，國軍被切斷補給，裝備越打越少；共匪的美制軍火卻「要多少有多少」。綏靖特使馬歇爾與蘇聯「聯手」助共，使國軍漸入絕境。蔣中正在8月19日日記中寫道：「共匪猖狂益甚，美國壓力續增，艱難可雲極矣！」
8月6日，毛澤東對美國記者斯特朗發出「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狂言。當天馬歇爾還在廬山向蔣中正施壓停戰。堂堂美利堅，橫掃西歐，完勝日本，軍力聲威，傲視全球，卻被向日軍乞和的共匪稱為「紙老虎」，不啻為天大的笑話，更為天大的羞辱。可是，僅僅從第二次停戰令之後的幾件事觀察，馬氏為美國贏得的這項「殊榮」也許並不冤枉。
7月11日，馬歇爾任命司徒雷登為駐華大使，加入已被證明完全失敗的調停，而這一任命本身就是對共匪妥協的結果。他原本提名強硬派魏德邁，因中共反對才改為中共推薦的司徒雷登，開啟了美國外交事務由中共決定的惡劣先例。斯圖氏上任後，和馬歇爾一樣反對無條件支持國民政府，堅持蔣向中共敞開和平大門，充當共匪的說客。[24]
7月29日，共匪在河北安平鎮伏擊美國海軍陸戰隊運輸隊，打死美軍三人，打傷十二人，事後還反咬一口。馬歇爾沒有像先前對待國民政府那樣聲色俱厲，而選擇忍氣吞聲，息事寧人。
10月5日，中共抓住馬歇爾懼怕談判破裂的軟肋，以退出談判來要挾。馬氏競不顧五星上將的榮譽和美國國格之尊嚴，追隨周恩來到上海，假設飯局乞求其返回南京，被週一頓訓斥責罵後，灰頭土臉，悻悻而回。蔣在日記中說：「此次馬特飛滬訪周，竟碰壁至此，此其認為從來所未曾遭遇之侮辱，從此或可覺悟共匪之不能相與乎？」
美國越軟弱，共匪越強硬；共匪越囂張無忌，美國越壓政府妥協。結果國民政府兩面受敵，難以施展。國軍不能名正言順、理直氣壯地平亂，反而要像做錯事一樣遮遮掩掩。比如蘇中戰役初期，國軍作戰計劃事先被匪諜偵知，放到了馬歇爾的辦公桌上。國軍被迫叫停攻擊部隊，結果反被動挨打，損兵折將。[25]整個1946年，國軍始終無法全力以赴，一鼓作氣地進剿，而是打打停停，邊打邊談。在馬歇爾的壓力下，政府又第三次、第四次單方面停戰，士氣大受影響不說，原計劃一年內完成的剿匪計劃完全作廢，戰事拖延下去。
1946年11月共黨拒絕出席國民制憲大會，國共關係破裂，中共代表返回延安。馬歇爾在中共眼裡已如敝履，失去利用價值，甚至礙手礙腳。而馬卻毫無自知之明，居然托周恩來帶話，請中共決定是否希望他繼續調停。他等來的卻是《解放日報》社論之當頭一棒：「反對美國帝國主義侵略政策的統一戰線，將在民國三十六年迅速發展壯大…美國帝國主義及其在中國的走狗代替德，意，日法西斯的地位而成了世界的侵略者和全人類的公敵」。直到這時，馬歇爾才終於放棄調停。
暗然神傷又滿腹委屈的馬歇爾回國前發表聲明說：「我希望能向美國人民聲明，在故意歪曲和誣衊我國政府的行動，政策和目的方面，（中共）的宣傳毫不顧及真像，毫不顧及無論什麼樣的事實，清楚地證明其堅決的目的在於欺騙中國人民和世界輿論，在於煽動對美國人的不滿和憎恨。面對這種公然的污衊和對事實的完全漠視而要保持沉默是困難的」云云。（這段話可以原封不動地拿來針對現在的中共）不可思議的是，馬歇爾仍心有不甘，離華前還要求政府派代表赴延安同中共討論「停止衝突與改組政府的全面計劃」。
馬歇爾最大的悲劇在於，他直到被中共拋棄，也沒認識到誰是真正的敵友，還堅持認為國共分歧是缺乏互信，還在各打五十大板。蔣中正說他冥頑不靈，神經錯亂確也中肯。
馬歇爾調停失敗，鎩羽而歸，卻升任國務卿，繼續反蔣政策。國民政府受美國牽制，在47年4月改組政府時仍為共匪保留席位。直到美國解除武器禁運後，才於同年夏放開手腳剿共，通緝共匪頭目，取締共黨，厲行全國總動員，拯救國家於危亡。此時距蔣中正於45年下達剿匪密令已過去近兩年。而共匪叛亂早已成燎原之勢，國內局勢全面惡化，平亂滅共的最佳時機早已一去不返。屢戰又止的國軍，士氣衰竭，優勢不再。沒有持續強大的外援，戡平共匪已希望渺茫。
1948年11月，風雨飄搖之中的國民政府，派宋美齡赴美，當面請求美國盟友的支持和援助，但被杜魯門所拒。1949年4月，國民政府拒絕了共匪的逼降條件，同年12月，中華民國政府遷都台北，中國大陸淪陷至今。
（三）馬歇爾、杜魯門是中共篡政的「貴人」
在馬歇爾調停失敗之後，杜魯門當局就已決定放棄中華民國盟友。49年8月，中國大陸淪陷前夜，杜魯門批准發表《中美關係白皮書》，極力文過飾非，推卸責任，聲稱「在合理範圍以內，美國所做任何事，都沒有改變中國局勢的可能；美國若做其所未做之事，對局勢亦不會產生影響，這是中國內部勢力造成的結果，結局是中國內部所決定的，是一方怠忽職責所形成的。」
然而，中國大陸的淪陷，美國是無論如何也脫不了干係的。就好像美援是英、法等國戰勝法西斯德國的決定性因素，國共戰爭其實也是一樣。中共從一開始就是蘇聯的傀儡，一直得到斯大林明裡暗裡的支持。在這一大背景下，美國對中華民國盟友的援助就尤為舉足輕重。其它姑且不論，美國在雅爾塔協議出賣中國利益，將蘇聯禍水引入東北，使中共在那裡建立叛亂根據地成為可能。日本投降後，有愧於盟友的美國，非但不竭力挽回雅爾塔協議的惡果，反而再祭昏招，派畏共特使馬歇爾來華，強力干涉中國內政。表面上看，政府在內戰中失利是官員腐敗，經濟崩潰、民心思變，美援不濟、共諜臥底等多重因素疊加的結果。但朔本尋源，幾乎每個因素都與美國的綏靖政策有關。
在政治上，美國要國民黨與共匪恐怖叛逆組織組建「民主聯合政府」，為共匪假借民主訴求及開明偽裝，自我粉飾，洗白罪惡，抹黑政府，欺騙國人，提供機會和舞台，連素有獨立精神，自由思想的知識精英階層都被矇騙而加入反政府的行列。
在軍事上，美國落入中共軍隊國家化的圈套，阻止政府武力剿共，先在東北放生共匪，後在關內逼政府停火，給國軍套上層層繩鎖，甚至以切斷軍火相迫。國軍兩面受敵，屢失戰機，進退維谷，戡亂難以為繼。
在經濟上，美國的調停使戰事久拖不決，政府一年剿滅共匪，兩年恢復經濟的預想落空。被共匪破壞的交通長期癱瘓，再加上龐大軍費的負擔，經濟終被拖垮。
在民心輿論上，美國政府決策層就不乏親共派，對國民政府帶有根深蒂固的成見。美國自己就是抨擊國民政府腐敗無能、獨裁專制大合唱裡的高音部，更加大了眾口鑠金，積毀銷骨之效，對政府和民心的毀滅性打擊難以估量。
甚至在共諜臥底上，美國都無意中成為同謀。周恩來曾在馬歇爾專機上遺落記事本，上有胡宗南身邊共諜熊向暉的絕密信息，被馬歇爾火漆密封，完璧歸趙。[26]如果他將其交予國軍情報部門查驗，不但熊某會暴露，毛周等匪首亦有可能在陝北就擒。
如果說國民政府是兩面受敵，共匪方面則是兩方受益。它們絕非小米加步槍打敗了國民黨，而是靠蘇聯提供的海量重型軍火和日本技術兵種加盟戰勝了被美國卡住脖子的國軍。它們最終得勢不是因為共黨的高明，而是由於美國的愚蠢。可以說杜魯門、馬歇爾成為助共匪赤化中國的「貴人」而「居功至偉」，先是不問青紅皂白，大幫國府的倒忙，後來又一走了之，做甩手掌柜，任國民政府自生自滅，眼錚錚看著中國大陸陷入共匪魔掌，億萬中國人淪為共產奴隸至今，書寫了美國戰後對華關係史上極其不堪的一頁。正如蔣中正在日記所言：「此次革命剿匪失敗，並非失敗於共匪，而乃失敗於俄史（斯大林）；亦非失敗於俄史，而實失敗於美馬（馬歇爾）冥頑不靈。」
馬歇爾使華固然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但問題的根源在決策者杜魯門。美國總統雖然經過民選，但並不能保證當選人具有高瞻遠矚的戰略眼光和對抗共產邪惡、捍衛自由的堅強意志和使命感。二戰以來的多位美國總統都「德不配位」，極度輕視中共的邪惡本質和能量，推行對中共姑息退讓的綏靖政策，嚴重損害美國自身和自由世界的利益，杜魯門就是其中之首。
二戰結束後，美蘇短暫的盟友關係終結。美國面臨蘇聯共產主義勢力的擴張，開始實行對蘇共的遏制策略，把捍衛自由，圍堵共產極權作為首要戰略目標。作為總統，杜魯門有責任及時調整對華政策以適應戰後新的世界格局。對美國而言，國共是否合作已不再重要，當務之急是防止中國被赤化，加入蘇聯的陣營。況且當時蘇聯業已侵入並控制中國東北，有扶植親蘇中共政權的現實危險。因此，堅定支持盟邦中華民國政府，才符合美國和自由世界的利益。
但是，杜魯門在歐亞推行兩種不同的政策。在中國，他無視國民政府傾向美英，反蘇反共的主流，抓住訓政時期國民黨一黨政府不放，將政治民主化放在對抗共產主義之上，強迫國府與共匪組成聯合政府，並以此為援華條件。
而在歐洲，他針對希臘和土耳其潛在危機，提出杜魯門主義（TrumanDoctrine），即美國為阻止共產赤化，堅決支持（世界各地）抗擊共產勢力武裝叛亂的政府（不論民主與否）和人民。但他卻認為此政策不適用於中國，因此在1947年正式推出杜魯門主義時，特意將「世界各地」的定語刪除。也就是說，對尚未被蘇共極權染指的歐洲國家，美國必須大力援助以防患於未然。而對已經被蘇共勢力滲透的中國，則需優先推動政治民主化。杜魯門明顯重歐輕亞，厚此薄彼，言行不一，自相矛盾的外交政策，是美國繼羅斯福在雅爾塔引狼入室後的又一戰略失誤。這就是馬歇爾調停失敗，美國最終丟掉中國的根本原因。杜魯門推倒了美中關係大逆轉的第一塊多米諾骨牌，其後續效應綿延長達幾十年。
中國大陸淪陷後，短視的杜魯門政府一錯再錯，先是從韓國撤軍，拒絕大韓民國與美國建立軍事聯盟的請求。1950年1月，國務卿艾奇遜又公開宣布，美國在太平洋的防線（又稱艾奇遜防線）僅包括從阿留申、日本、沖繩和菲律賓的一條弧線列島，朝鮮半島和台灣均被排除在外。
美國的主動撤守，為虎視眈眈、野心勃勃的斯、毛、金共產邪惡勢力開放綠燈，成為韓戰爆發的根本誘因。美國不願配合國民政府剿滅共匪，卻很快在朝鮮戰場與中共直接交戰。而這支共軍正是先前受美國庇護而奪取大陸政權的。如果美國從一開始就像赫爾利、魏德邁、麥克阿瑟那樣堅定支持國府剿共戡亂，那麼很可能既不會丟掉大陸，也不會有韓戰（甚至越戰），戰後中國的命運和世界格局就會改寫。真是早知今日，何必當初！
然而，美國沒有接受血的教訓，而是好了瘡疤忘了疼。隨著尼克松當選總統，美國對共匪的新一輪綏靖政策又強勢登場，再次踏上自損國運的不歸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