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軍（執筆） 王碧波（口述）
到了1968年，縣安置辦撤銷了，把我們的關係轉到了鎮裡。鎮裡更厲害，把我們這幾百戶人的戶主叫到鎮裡開大會，動員回農村。不但開會動員，開完會還讓各個街道組織一幫子積極分子到家裡動員。這時候，我已經叫二女兒從學校插隊走了。
他們動員時，三女兒就向他們提出，她一個人去插隊，「不帶我媽和我弟弟」。我們胡同裡住著一個姓張的鎮裡的幹部，她說「什麼？一個人先走？劃清界限？都一起走！」因為他們知道，一旦三女兒走了，只剩下一個50多歲，又得過三次肺結核的婦女，帶著一個年僅11歲的孩子，就不好再往村裡轟。哪個村也不會要這樣的累贅。
不久，我三女兒通過河南焦作的舅舅，悄悄一個人到那裡插隊去了。後來，街道組長們又來家裡動員，問她哪去了，我說插隊去了。他們很氣憤：「為什麼不先告訴我們？」當然再生氣也沒用了。
三女兒一走，就剩下我們娘倆了。這時又來了一個指示，叫做「人人都有兩隻手，不在城裡吃閒飯」。說是推廣哪個縣家庭婦女自願下鄉務農的經驗，動員所有沒有正式工作的人都走。我們這些人更不例外。這樣，大部分被轟走又回來的人就在這種堂皇的口號下被送回了農村。
雖然這次比上次轟走好聽一些，可命運並沒有什麼例外，許多和我們一起患過難的人回村後都由於生活的折磨，疾病的煎熬不久就死了。這樣連農村的「閒飯」也不必吃了。我聽了這個指示心想，我雖然在城裡，但是1958年以後就沒吃過閒飯。在城裡還有我的活干，要是回了農村，讓我這樣的肺結核病人掄鎬推車挑擔，不是喪了命，就是真吃了閒飯，所以認準了死也不走。理由就是孩子太小，不能勞動，我本人有嚴重的肺病。他們就讓我去醫院開介紹信。
那時候，全民皆兵，醫生護士的革命警惕性極高，一發現你是黑五類，就絕不會有客氣的。我要是到醫院說開個有病不能回鄉勞動的證明，保準是不給開，還會挨頓批。我到了醫院，讓醫生給開個證明，她說：你是沒工作，開證明有什麼用？我說：「你不給我開介紹信證明我有病，我的孩子就不給拿看病錢，」她一聽笑了，檢查完就給我開了一個「雙肺結核」的證明。
這證明確實不是假的，我這輩子不但在1935、1945、1959年得過三次肺病，而且還紡過石棉，肺部嚴重污染，不過還算命大，因為通縣地區由於患了石棉肺的人陸陸續續死了一大批。最年輕的才20多歲。比如我們那家姓馬的房東的孩子，因為她爹當右派勞動改造去了，10多歲就紡石棉，得病也最厲害。
醫生給開了信後，我給派出所送去了，這回還不錯，沒說再讓我走，還告訴我注意點兒，別傳染孩子。這樣，這最後一關也算過去了。到了1972年8月，終於給我們上了戶口。當時街道的人來到我家，給我們一個介紹信，讓我們去上戶口。還告訴我們：「你們可別說『你們到底是給我們上了戶口』。」我心想：不用我說，你們自己不是就說了嗎？
我們終於熬過了這艱難的6年。1966年底通縣轟走又回來的有幾百家，以後6年中，先打，後動員，再卡脖子，到了上戶口時，只剩下了十幾家。這6年當中，我們家沒吃過國家供應的一兩油，一直都沒有煤證，先是憑街道開恩可以一次開買幾十斤煤的介紹信，還要給她織毛衣。後來就全燒兒子撿的煤。糧票也不夠。
1966年8月1日兒子生日，剛把糧食由25斤漲到27斤，可到了這個月月底挨轟時，我連續挨了幾夜紅衛兵的棍子、繩子，腦子亂了，銷戶口時給寫成了25斤，以後再也不給更改，而且上戶口前沒給漲過糧食。
雖然上了戶口，可是我的工作卻失去了。我原來縫手套的那個車間後來發展為鎮廠子，和我一起的人也都轉成了正式工人。我回來後就去申請上班，可車間不讓，說我沒戶口。等我有了戶口，車間又成了鎮廠子，再找誰誰也不管了。那時全家只有我的大女兒在順義潮白河林場當一級工，月薪31元。文革前每天下地補助的兩毛錢鞋襪費也讓工人們在運動中獻給國家了。再除去車費、飯費，她勒死自己也剩不下20塊錢給我們娘倆。最初是5口人都吃這31塊錢。
所以一有了戶口，我就趕緊去街道要活干，可她們不說不給，只說「你回家等著，我們有了活就通知你」。但是一直到了1979年底，她們都沒有通知我。到了1979年，街道成立廢品收購站，她們實在找不到記帳的，才給了我一份活干。
從1967年開始，街道上把所有的黑五類都集中起來，每天兩次「早請示」「晚匯報」，風雨不許有阻。因為是黑五類，哪個院子都不讓去，街道上只好讓我們站在胡同裡。趕上冬天颳大風，一站一兩個小時，真能把人凍個半死。向誰請示匯報呢？向毛主席。我們每個人都要找一個紙板，上面貼上毛主席像，每天抱著去。到了地方，把他老人家掛在牆上，開始請示、匯報。胡同裡的紅小兵（孩子們）經常把我們掛像的釘子拔走，或是砸進牆裡。我們只好再釘，結果又招來屋裡住人家的責罵：怎麼老往我們家牆上釘釘子？
一直到了文革後期，才不去請示、匯報了。1973年，大女兒生了孩子，要是找保姆看著，我們娘倆就沒了飯吃，所以我就去順義林場給她看孩子。當時二女兒已抽到城裡西郊的一個餐廳當服務員了。家裡只剩下上初中的兒子。
二女兒由於家庭的關係到了農村插隊後一直受歧視，因為她表現好，村裡的團支部都同意讓她入團了，可一起去的一個學生是組織委員，他拿著表不給她填。她就使勁哭，哭得背過氣去，這樣就中了病根兒。到了工作單位，組長也因為出身欺負她，她就得了神經官能症。病重時就回家來歇病假。這種病本來就是一個神經、思想方面的病，如果有人開導可能就會好一些，可是她回到通縣也見不到媽，因為我去順義看孩子了。
有一次她回來心情特別不好，跟弟弟說了半夜心裡的苦悶。她弟弟才十幾歲，也不好勸她什麼，到了後半夜，又特別困了，就對她說你先讓我睡會兒。她說你睡吧，她弟弟剛睡著，她就找根繩子上了吊。前面說過我家的房子特別小，睡在桌子上還不算，連縫紉機也放在床上，機器上還有炕桌等東西。她吊上去一難受，雙腳就踢到了罩著縫紉機機頭的紙盒子。她弟弟被驚醒，急中生「力」，猛地竄起身來，借著她踹的勁兒，一手托腳，一手推身子，就把她放了下來。這樣她就沒死成。
過了一會兒，街坊聽到動靜也過來了。有人還去附近的工廠宿舍裡，找來了她姐夫。兒子就叫他姐夫看著姐姐，一人騎車去順義給我報信兒。那天正刮6級大風，好幾次都把他吹到了道邊的溝裡。好不容易才來到80多裡地外的林場。我一聽自然時十分著急，趕天黑前末班車回了通縣。留下他給姐姐看孩子。以後二女兒時好時壞，病重時哪裡犯就躺在哪裡抽瘋，連路也走不了。為了給她看病，我們想盡了辦法，著盡了急，直到現在也沒有完全去根兒。
三女兒去河南插隊後，雖然當地人對我家的情況不太清楚，可那地方的人欺生，她受了氣又找不到親人訴苦，這樣天長日久，就得了神經分裂症。最厲害時滿處亂跑。看病也沒人報銷。這時候我家簡直和郭篤民剛走時差不多，沒有錢，我還得給大女兒看孩子占著身子。家裡還有兩個瘋瘋癲癲的女兒。因為家裡這種情況，實在沒錢，所以兒子初中畢業就插隊去了。雖然這會兒學校還動員他上高中，他的學習一直不錯。
勞教隊的小計策
郭篤民在文革初期還在濟南砸石頭，到了1969年年底，他忽然給我來了一封信，說領導讓他們回老家了。原來，為了配合「人人都有兩隻手，不在城裡吃閒飯」運動，勞教隊的領導覺得再讓這些50多歲的右派砸石頭可榨的錢也不會太多了，就想送他們回農村。可是不明說，因為右派們都知道這裡雖然是半個監獄，但是比外面還強，並不願意離開。1960年也有一回要往農村送人，有個人聽說就跑進山躲了起來，等找到他時，已經快餓死了。雖然他的鬥爭取得了勝利，但這個壯勞力從此一「餓」不振，再也幹不了重活了。
有了這次的教訓，勞教隊的領導就想了一個計策，讓大夥都吃聚餐，捆行李。大夥問上哪，他們說：「你們不用問了，反正是去好地方。」等他們吃完飯，還敲著鑼打著鼓，送他們上了火車。等到了火車上，才告訴他們是送他們回農村老家的。這時大夥已經沒了退路。
郭篤民自然是回了涿縣。到了涿縣，縣裡就叫大隊去接他。接回去之後，仍然不給他房子，村裡繼續占著我家的房子，讓他借房住，或者和別人伙著住，結果老丟東西。雖然分點兒糧食，可沒有燒的，他就覺得這日子太苦了，一個人過，受不了。1970年春，村裡派人去挖河，他貪圖有人做飯可以吃現成的，就報了名。挖完河，他腳上長了一個瘡，就悄悄跑到通縣家裡來。
他動員我回涿縣老家，說他一個人過日子，「做得了飯，出不了工；出得了工，做不了飯」。想讓我們去給他做飯、看家。這回我可這生氣了，我說：「這回你知道自己沒辦法過了。你可是沒想過1958年你走後，我一個人拉扯著從7個月到10歲的4個孩子，『掙得了錢，做不了飯；做得了飯又掙不了錢』嗎？可是你還是不問我們一句死活，只是一個勁兒要這要那，自己要了不算，還給別人要。有雨衣嫌沉，還想穿粗布上桐油的大褂。再說，我們娘幾個挨打挨轟硬是不走，不就是為了孩子們將來有點兒前途，將來不當文盲嗎？現在你一句話讓回去，你合適了，12歲的兒子還能再上學嗎？長大了還不在農村打一輩子光棍？」
結果，誰也說不服誰？我們倆雖然5年不見面了，見面也是吵了好一頓。從這兒，他就恨上了我。
其實，我並不是不關心他。1969年他剛回到涿縣，我怕街道上知道他回了老家，就勢連我們也一起轟走，「這回你們不用說有病，孩子小，沒勞力了吧？」所以為了保密，就沒敢回村裡去看他。可是我叫插隊的二女兒和她弟弟帶著她們村裡分的好大米（我知道西河村不產米）和買的帶魚去老家看他。以後，大女兒結了婚，我也叫他們夫妻倆人回老家去看他。
當時他挺高興，還給大女兒畫了一個小冊頁。這個時候，他以家裡人為榮。比如兒子功課不錯，有一次數學得了110分，另外那10分時做選做題的分。他知道了跟村裡人說：「我們那小子數學得了110分，不知道怎麼100分以外還加10分，現在也不明白學校裡怎麼記分。」
第二次假離婚
大概是1970年，我家爭取城市戶口的持久戰到了最艱難的時候，轟得特別緊，我這時想：現在他們以「在押反革命家屬」的名義（其實他從未被押過，更不是反革命）轟我們，假如我這會兒要和他來一個假離婚，他們不就沒理由轟我們了嗎？等以後上了戶口，形勢和緩下來，再復婚也不晚。這次我確實也沒想真離婚，因為他走時，我才37歲，那麼難我也沒嫁人，現在孩子都大了，我也50多歲了，更不會再嫁人。
打定主意後，我就去西河村找他，在大隊黨支書家和支書一說，支書也沒反對。還說：你文革前要是離了婚，不就沒這回挨轟了嗎？書記就領我去找郭篤民。誰想到他事先已聽說了我這次要來辦離婚手續，就藏起來了。等好不容易找到他，他只說了一句：「你不是要離婚嗎？上法院！」扭頭就走了。這種情況下，我想再和他解釋也沒用，我就回來了。
1976年文革結束了，他幾次來信叫家裡為他的事去上訪，大女兒就去了。一次去上訪，聽見裡面又哭又喊，有人說裡面打上訪的呢。等到她談時，接待的人說：你爸爸的事，你最好別管，管了也沒好處。她就不敢再去了。
1978年，中央宣布了給右派摘帽子，他就從農村來了，來了找什麼地方都不管，因為中央的政策還沒有馬上被下邊貫徹。這樣看起來一時半會兒還沒希望去解決，我們就讓他先回村裡等著。
（未完）
（執筆作者郭軍退休前為《中国青年报》主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