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啊，你一定要小心，貓咪這種邪惡又高傲的生物。” — 艾略特
玉碎
梅蘭芳演《晴雯撕扇》，必定親筆畫張扇面，裝上扇骨登臺表演，然後撕掉。畫一次，演一次，撕一次。琴師徐芝源看了心疼，有回散戲後，偷偷把梅先生撕掉的扇子撿回來，重新裱裝送給老舍。老舍一定明白梅蘭芳爲什麼這樣做，他用跳湖自殺的方式重演了這一做法——悲劇就是美好的東西的毀滅，而最美好的東西就是生命。
1966年8月13日，老舍與蕭軍、端木蕻良等29名作家、藝術家，在北京市文聯門口被一幫紅衛兵揪打。這29人以頭頂地，圍着火堆跪成一圈，身後是數百名紅衛兵，有的拿着木刀、長槍、金瓜錘等道具，有的解下銅頭皮帶，劈頭蓋臉地毒打這羣名聲顯赫的受害者約三小時。文革史學者王友琴在《文革受難者》一書中描述說：“銅頭皮帶打下去，一下一塊血漬，打得衣服的布絲都深深嵌進肉裏。這29人後有紅衛兵，前有大火堆，無處躲閃。”
蕭軍練過武術，性情剛烈，一度想奮起反抗。但他又想到，如果自己反抗，寡不敵衆，最後會被打死。自己死了，求仁得仁，死而無憾，但其他28個”牛鬼蛇神”會被連累，會成爲陪葬者。所以，他忍住了。
另一位也在現場遭受毒打的作家端木蕻良回憶說，當時他看到老舍了：“他離我不遠，因爲他穿的衣服很整齊，他還穿着外套呢，是西裝。我只穿着襯衫。回去的時候，他不知怎麼的，頭被打破了，纏上繃帶。”
被打第一下的瞬間，老舍就成了他筆下的人物——《四世同堂》裏的祁天佑。彼時，小說中的人物是被日本侵略者打：“天佑的眼中冒了金星。這一個嘴巴，把他打得什麼全不知道了。忽然的他變成了一塊不會思索，沒有感覺，不會動作的肉，木在了那裏。他一生沒有打過架，撒過野。他萬想不到有朝一日他也會捱打。他的誠實，守規矩，愛體面，他以爲，就是他的鋼盔鐵甲，永遠不會教污辱與手掌來到他的身上。現在，他捱了打，他什麼也不是了，而只是那麼立着的一塊肉。”對於講究面子、內心自尊的北京人來說，這是何其大的羞辱。
中共建政以後，老舍一度與時俱進，用筆桿子爲新政權效犬馬之勞。沈從文在一封信中寫道：“巴金或張天翼、曹禺等手都呆住了，只有一個老舍成爲人物，領導北京市文運。”老舍寫了很多對中共歌功頌德的作品，他在話劇《女店員》寫道，陶月明不知選擇靠近哪個經理，餘志芳表態：“你要站，能不站在黨這邊嗎？”話劇《全家福》的劇中人更高喊：“黨和毛主席是我們重生父母，再造爹孃！”另一部奉旨而作的、歌頌新社會的話劇《龍鬚溝》，讓老舍獲得“人民藝術家”稱號，他是第一位獲此“殊榮”的當代作家。
榮譽讓人飄飄然，讓人遺忘曾悟到的真理。政權更迭之際，老舍忘了他在《貓城記》中描寫過學生打老師甚至殺老師的細節：“你看見了那宰殺教員的？先不用驚異。那是沒人格的教育的當然結果。教員沒人格，學生自然也跟着沒人格。不但是沒人格，而且使人們倒退幾萬年，返回古代人喫人的光景。人類的進步是極慢的，可是退步極快，一時沒人格，人便立刻返歸野蠻。”、“打是會使人立刻變成獸的，打一次便增多一點野性，所以到了現在，學生宰幾個校長或教員是常見的事。你也用不着爲校長教員抱不平，我們的是輪環教育，學生有朝一日也必變成校長或教員，自有人來再殺他們。”
《貓城記》寫於1932年，中日戰爭還未全面開打，滿洲國的建設卻已風生水起。老舍的父親是死於八國聯軍攻打北京城時的旗人士兵，屍骨無存。老舍自然有強烈的民族情感，他在《貓城記》中將侵略貓國的敵人形容爲“我所知道的人們中最殘忍的矮人”，顯然是影射日本。
不過，老舍死後，最早寫紀念老舍之死文章的不是中國人，而是日本作家水上勉。1967年，水上勉在《蟋蟀葫蘆》中有一段話耐人尋味：“中國封建貴族設專人飼養蟋蟀，並且以蟋蟀之間互相殘忍的惡鬥死咬，來解悶取樂。”另一位日本作家井上靖在1970年寫了一篇題爲《壺》的短文悼念老舍，感慨他寧爲玉碎、不爲瓦全——玉碎了還是玉，瓦全了不過是瓦。
貓人與迷葉
將貓擬人化的文學鉅著，有艾略特的《這就是貓》和夏目漱石的《我是貓》，這兩本書中雖然也有對人類的嘲諷，但還保存了對貓的憐愛。但老舍的《貓城記》中描述的貓人，除了有貓的臉形之外，渾身上下毫無可愛之處。在老舍的諸多著作中，《貓城記》的知名度遠不如《駱駝祥子》、《四世同堂》等膾炙人口之作，老舍本人也認爲此書的諷刺過於直接和尖銳，對其評價不高——中共建政後更是不敢提及此書。但我認爲，《貓城記》是老舍的一部不可多得的傑作，是中國版的《動物莊園》，藝術上固然略顯粗糙，卻富於政治洞見。在五四之後中國一直“向左，更向左”的思想氛圍中，作家普遍左傾親共，對左派意識形態的危害性具有深刻洞見的人，僅有老舍、徐志摩、張愛玲、沈從文等屈指可數的幾個人而已。
《貓城記》講述一名飛機機師到火星探險，飛機不幸墜毀，流落到一個特別地方——貓人國，這裏住着半貓半人的生物，他們曾經創造了輝煌的文明，但如今其國家已日薄西山。主人公在貓人國與形形色色的貓人交往，如精通瞞和騙的政客、不能抵禦外敵卻搶掠本國民衆的兵丁、誇誇其談的學者、誤人子弟的教授、眼高手低的大學生、爭風喫醋的家庭婦女等，無論男女老少、尊卑貴賤，全都喪失了活力、尊嚴和正義感。他親眼目睹了貓人國將祖先留下的珍貴文物和藝術品變賣給其他國家，而製作這些藝術品的工藝早已失傳，如果不是賣給外國，這些文物遲早會被他們自己毀掉。他也親眼目睹了貓人國都城的破敗與惡臭，人們不僅不關心公共衛生，就連自己的家中也亂七八糟，生活在垃圾堆中也能安之若素。
貓人國是一個弱國，其衰弱乃是咎由自取，怨不得別人，“國民失了人格，國便慢慢失了國格”。此情此景，讓主人公落下淚來，不是怕，是想起來故鄉。光明的中國，偉大的中國，沒有殘暴，沒有毒刑，沒有鷹喫死屍”。這段話顯然是反諷，因爲書中關於貓人國的每一句描寫和揭露，都一一在中國的現實中得到印證。正如文學史家夏志清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評論的那樣：“在老舍這位獨立作家的作品裏，我們看到了他對中國和中國人之深切瞭解……老舍對於當代中國情勢的描寫，忠實得令人讀後覺得心神不安。但正因爲他的作品，能明照現實的黑暗，所以值得後人注意。”
貓人國衰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全民吸食迷葉，這是一種麻醉劑，也就是今天所說的毒品。迷葉最早從外國傳入，很快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讓全國上下欲罷不能。皇帝一度下旨查禁迷葉，卻因爲被上癮的皇后打了三個嘴巴子而放棄。不僅如此，皇帝下令將迷葉定爲“國食”，“在貓史上沒有比這件事再光榮再仁慈的”。有權有勢的貓人展開圈地運動，經營迷葉種植園，僱傭外國人擔任迷葉種植園的保護者。誰的迷葉種植園大，就說明誰的勢力大。在這個國家，“作政治需要迷葉，不然便見不到皇帝。作軍官需要迷葉，它是軍餉。作詩必定要迷葉，它能使人白天做夢。總之，迷葉是萬能的，有了它便可以橫行一世。”迷葉成爲國家的硬通貨，貓人國亦可稱之爲迷葉國——這與近代以來鴉片肆虐的中國如出一轍。
中國人將近代與西方相遇的第一場戰爭定義爲“鴉片戰爭”，將鴉片的罪責統統歸咎於西方殖民者，而自己似乎是完全無辜的受害者。但在西方禁止將鴉片輸入中國之後，中國人自己種植的鴉片，不僅足夠國人吸食，還要出口到海外——這又該由誰來負責呢？
革命、學生與紅繩軍
老舍曾對老友趙家璧說：“老巴（巴金）的舊作，還算是革命的，尚且遭到這幫人的批判；我的舊作，例如《貓城記》之類，如果編入文集，我還過得了安穩日子嗎？”顯然，老舍自己深知《貓城記》是一部“反革命”作品，在中共眼中，這本書是“反動書籍”，連帶將作者歸入“反動文人”之行列。白紙黑字留了下來，無論老舍此後多麼追求“與時俱進”、“向黨交心”，睚眥必報的黨不會輕易放過他的。
清末以來，革命潮起，一波比一波激進。前一波革命者，往往被後一波革命者打成反革命。但革命真的給中國帶來自由和民主嗎？老舍給出否定性回答。他在書中寫道，革命與迷葉一樣是貓人國衰亡的重要原因。在貓人國，平民不能革命，因爲不懂。有錢的人，不能革命，因爲不敢，因爲要保護自己的財產。“只有到過外國的，學校讀書的，流氓，地痞，識幾個字的軍人，才能干政治，因爲他們進有所得，退無一失，哄便有飯喫，不哄便沒有飯喫，所以革命在貓人國成了一種職業。”這段話簡直就是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中心思想。
書中諷刺說，學生和革命黨人開口閉口都是“大家夫司基”和“馬祖主義”—— “什麼是大家夫斯基？那便是人人爲人人活着的一種政治主義。在這種政治主義之下，人人工作，人人快活，人人安全，社會是個大機器，人人是這個大機器的一個工作者，快樂的安全的工作着的小釘子或小齒輪。的確不壞！”理想固然美好，一旦實踐起來卻南轅北轍：“大家夫司基了幾年，除了殺人，只是大家瞪眼；結果，大家夫司基哄的首領又作了皇上。由大家夫司基而皇上，顯得多麼接不上碴，多麼像個惡夢！可是在我們看，這不足爲奇，大家本來不懂什麼是政治，大家夫司基沒有走通，也只好請出皇上；有皇上到底是省得大家分心。”若對應中國的現實，“大家夫司基”就是布爾什維克，“馬祖主義”就是馬列主義。
其中，最狂熱的是學生，他們天天上街演講、抗議：“我們要打倒大神，專信馬祖大仙！我們要打倒家長，打倒教員，恢復我們的自由！我們要打倒皇上，實行大家夫司基！……殺盡他們，迷葉全是我們的，女子全是我們的，人民也都是我們的，作我們的奴隸！”學生及各類革命青年不甘於在學校及街頭搞運動，開始拿起槍桿子來幹革命，毛澤東和彭湃即是如此。此口號，像極了紅軍長征路上鼓舞士氣的標語：“打下陝北榆林城，一人一個女學生！”歷史學者呂芳上指出，從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以來，學生運動逐漸變成政治運動的一部分，“學生運動”變成了“運動學生”，學運有了政黨的色彩，“教育爲宣傳之工具，學校成結黨場所，學生充戰地之先鋒”。
《貓城記》中有一支特別的軍隊，正式名稱是國家夫司基軍，因其官兵的脖子上拴着一圈紅繩，故又被稱爲“紅繩軍”——明顯是影射現實中割據叛亂的紅軍和蘇維埃政權。這支紅繩軍用紅繩的粗細標明軍銜的高低，在外敵入侵的危急時刻，不是到前線去抵禦外敵，而是“往平安地方調動，大概因爲太愛國了，所以沒法不先謀自己的安全，以免愛國軍的解體”。其首領被士兵高舉在頭上，旁人如此評價說：“他想把政府一切的權柄全拿在他一人手裏，因爲別國有因這麼辦而強勝起來的。現在他還沒有得到一切政權，可是他比一切人全厲害——我所謂的厲害便是狡猾。”與之惟妙惟肖的，不是毛澤東又是誰呢？然而，到了貓人國滅亡的那一天，“我看見那位紅繩軍的領袖也在其中，仍舊項上繫着極粗的紅繩，精神百倍的爭着往前去投降”。六次感謝日本人侵華的， 正是毛澤東。
亡國滅種，就在眼前
三十多年前，老舍已預見到災難即將發生，但共產黨席捲天下之時，他還是選擇留下來。留下來卻讓自己成了獻祭品。他不願與北京和祖國“斷舍離”，遠沒有斷然去國的胡適那麼冷靜和睿智。
老舍受難的時候，幾乎沒有人幫他，就連他的妻子和孩子都爲求自保，冷酷無情地跟他劃清界限、拒之於門外。文革結束後，妻兒又來沾他的光，乃是後話。當時，大多數百姓的態度，就如汪曾祺以老舍之死爲題材的小說《八月驕陽》裏所寫的那樣：“咱們不會去揪誰，鬥誰，紅衛兵大概也鬥不到咱們頭上。過一天，算一日。這太平湖眼下不還挺太平不是？”、“幹嗎要走了這條路呢？忍過一陣肚子疼！這秋老虎雖毒，它不也有涼快的時候。”
相比於同胞的冷漠，老舍在《貓城記》中對貓人國的亡國滅種反倒有一種同命相憐，藉多愁善感的主人公之口嘆息說：“文明與民族是可以滅絕的，讀歷史設若能使我們落淚，那麼，眼前擺着一片將要斷氣的文明，是何等傷心的事！”
少數清醒的貓人早已意識到到災禍的降臨，卻無力迴天。有一位名叫大鷹的貓人不惜讓自己的頭顱掛在城門上以警醒同胞，但“裝睡的人是叫不醒的”——從譚嗣同到劉曉波，那麼多殉道者從未讓中國人醒過來。
這一次，敵國的殺戮不會手下留情，因爲敵國已將貓人國定義爲畜生國：“這次，你看着，我們的失敗是無疑的了；失敗之後，你看着，敵人非把我們殺盡不可，因爲他們根本不拿人對待我們，他們殺我們正如屠宰畜類，而且決不至於引起別國的反感，人們看殺畜類是不十分動心的；人是殘酷的，對他所不崇敬的——他不崇敬胡塗人——是毫不客氣的去殺戮的。”
果然，儘管貓人們不戰而降，卻無法倖免於難。矮子兵挖好大坑，像趕一羣羊似的將很多貓人趕入坑中。貓人的叫喊真足以使鐵做的心也得碎了，可是矮兵們的耳朵似乎比鐵還硬，拿着鐵棒一個勁兒往坑裏趕。然後是整批的活埋！“這是貓人不自強的懲罰。不以人自居的不能得人的待遇；一個人的私心便足以使得多少同胞受活埋的暴刑！”坑殺在中國歷史上屢屢發生，《資治通鑑》中的先例舉不勝舉，那麼，未來還會發生嗎？老舍寫《貓城記》時，離南京大屠殺還有五年，離大饑荒還有二十七年，離六四屠殺還有五十七年。
到了最後，少許貓人要反抗了，可他們還是三個一羣，五個一夥的幹。一座小山是還未被矮兵佔據的唯一的地方，十幾個避難貓人躲藏在此，僅三天時間，他們互相爭吵打鬧，已經打死一半。及至矮兵們來到山中，已經剩了兩個貓人，大概就是貓國最後的兩個活人。敵人到了，他們兩個打得正不可開交。矮兵們沒有殺他們倆，把他們放在一個大木籠裏，他們就在籠裏繼續作戰，直到兩個人相互的咬死。這樣，貓人們自己完成了他們的滅絕。
中國沒有像貓人國那樣滅絕，反倒繁殖成了人口第一的大國。那麼，老舍的預言錯了嗎？我覺得沒有錯。人多並不能避免滅亡的噩運的來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