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軍（執筆） 王碧波（口述）
「有個帽子好管」
1958年反右時他走的，自然戴的是右派帽子，1962年他們在勞動教養的地方集體摘掉了帽子。1969年勞動教養所讓他們回農村時也沒給他們戴什麼帽子，是歡送他們回鄉的。
可是，他回到村裡之後，村黨支部覺得沒個帽子不好管制他，就又給他戴上了帽子。村裡人也不懂得什麼是右派，總覺得「反革命分子」這頂帽子戴起來順手，這樣他就成了反革命分子。所以他回鄉後我們就更不能回去，因為上次轟回農村時只是右派家屬就那樣挨欺負。現在又成了反革命家屬，日子肯定更難過，因此我就有了假離婚的的念頭。
他在村裡不好受我也能理解，他一個月要出三四天義務工，也不算整勞力，一天頂多掙七八分。人家家裡有人做飯，早晨起來先出一會工，回來再吃早飯；他自己做飯，出不了早工，所以一天才掙5個工分。而10個工分才值六毛錢。他一天才掙3毛錢，也就剛夠糧食錢。
因為時間稍微自由了一些，他重新拿起了放了20多年的畫筆。因此也引出了一段老年羅曼史。
當時涿縣縣城裡一個機關有個姓孟的人，是畫幻燈片的，聽說西河村回來一個畫家，就和一個畫友（是解放軍軍官）去村裡找他學畫畫。當時村裡不願意，他們就向村裡保證：不學習他的思想，只學他的藝術。這樣郭篤民就找到了知音。
他這個人一生都愛逞強、聽奉承話。比如1958年走之前，如果我給孩子們做件衣服挺是樣兒，穿上好看，同事鄰居一夸好，他就說：「是我設計的。」他連這種功也往自己身上攬，更甭說在學校裡了，常常把別人說得一無是處，把自己的優點看得太多。可是這種愛好自從進了勞動教養所就再也沒有施展的機會了。一個改造的右派有什麼可以自豪的？
當然他最初也憋不住，比如那次我給他寄的舊球鞋，上面有一雙美國軍用鞋的鞋帶，穿了好久也沒壞，他就對別人說：「瞧，這是美國鞋帶，多結實，都穿了三雙鞋了，可這鞋帶還沒壞。」別人聽了就向上邊匯報了。結果全採石場上萬人開大會就這事批判他，說他是「崇美懷蔣」（崇拜美國，懷念蔣介石）。
現在好了，又能當老師了，所以他教起來特別熱心。有時姓孟的來不了村裡，他就在晚上跑到縣城西關姓孟的家裡。（西河村離縣城幾里地）。因為怕村裡知道，他不敢早走，到了人家往往人家都關門了，他就跳牆進去。
這孟祥巨家有四個兄弟姐妹。他行二。上面有個姐姐結婚走了。下面有一個弟弟，一個20多歲的妹妹。孟家的主婦死了，只有孟祥巨的父親和奶奶。郭篤民不僅幫人家畫畫，還成了這家的搖錢樹。因為孟家是一個畫旅遊紀念品的加工點。他就使勁幫他們畫，後來都回到通縣上班，還是這樣。有一次他通縣的學生去涿縣看他，見他那樣玩兒命似地干，都於心不忍。
1978年夏天他來通縣想讓孩子們替他上訪時，還戴的是反革命的帽子，我們自然不敢給他報臨時戶口。而在家住又很難藏得住，因為這院子有13家，我們的房子又緊挨著大門口，又只有8.3平方米的地方。他就想在這藏到問題解決。我們還是害怕，心想這麼多年都沒讓街道抓到什麼，現在快熬出來了，就更犯不上讓他們抓住把柄。就勸他先回村裡，還給他買了白面帶上（那時候，糧食定量裡面白面的比例大約是40%，而農民基本上是吃玉米麵即粗糧）。
可是他走後沒有回村裡，而是去了孟家，以後就一直在那裡藏著。村裡也找不到他，後來村裡要把他租的房子轉給別人，就想找他搬東西，可也找不到。後來他的東西幾乎都丟光了。他就一直在孟家住著。教他們畫畫，幫他們畫加工活，幹家務活，比如做蜂窩煤、做飯，連孟家老太太都說「最愛吃郭師傅做的飯了」。
這樣他在孟家住了一年多，住到1979年冬天。這一天，原來男師的同事、體育教師張勇同志，現在的通縣師範學校的副校長來到了我們家，對我說：「現在我們已把解決郭篤民的問題擺到日程上來了，可是你們家和學校斷了那麼長的時間，我也找不到你們。當時他走時的老師、領導調的調，退休的退了，就我想著這事兒呢。可不知他在什麼地方，也不知道你們在什麼地方。打聽了好久，才找到這兒來。」
他挺熱心，讓我們寫給他郭篤民的通信處，說咱們兩方面找，你也找他，我們也找。我們就給涿縣西關孟家寫信，讓他來通縣，他收到信就來了。
但他來後，問題還是沒能馬上解決。因為他這事挺複雜，他走時通縣還屬於河北省，不屬北京市，走後又從河北省省會天津市（註：1958年2月，天津市由中央直轄市改為河北省省轄市，同年4月將省會由保定改為天津，1967年1月天津又改回直轄市）去了山東濟南，張勇他們到濟南去找他的檔案，他的檔案又藏到大山裡去了。因為文革時教養所怕紅衛兵來搶。這樣張老師他們外調費了很多週折。
因為領導都說動手解決他的事情了，我們就不再害怕，就讓他在家呆著，等。可是他又讓他妹妹郭敬培叫走了，郭敬培「解放」前學了幾天針灸，「解放」後就進了中醫院。40多歲上，又找了一個走了妻子的解放軍少校，日子過得挺好。但是她這人心狠手毒，見錢忘義，1958年她哥哥被打成右派，我給她寫信求援，她隻字未回，以後20多年都沒有來往。她也未和她哥哥聯繫過。現在郭敬培聽說右派問題要改正了，想著文革時糾正的錯案受害者都補發了好幾千甚至上萬元的工資。她自己雖然收入不少，住著自己的房，可是男人死了，三個孩子都不是親生的，就想多撈些錢，這樣惦記上了他將要補發的工資。就給村裡的乾親張寶財寫信，讓他們把郭篤民送到她家去。
郭篤民就去了她家。她說，我是醫生，認識好多人，可以給你託人解決問題，你就在我這兒住著，什麼地方也別去。郭篤民這時特別著急，聽了信以為真，覺得不託人光憑組織解決不了，就住在她家。
可是他妹妹不過是一個少校的遺孀，也不認識高級點兒的領導，也托不上人，使不上勁。郭敬培還跑到通縣來托她男人生前的一個戰友，這位只是縣房管局的副局長，又常常休病假，也幫不了忙，就勸她說：「你何必管這事，郭篤民有事，讓他家裡人去管吧！」她透露了真情：「那怎麼行？他家裡人要是管成了，他們該立頭功了。」很明顯，她想立頭功，好憑功邀賞。
郭篤民在她家住了一個月，問題還沒解決，她就等不及了，嫌她哥哥光吃她，就老找茬兒。有一天，郭篤民出去賣了一幅字，得了12元，因為身上沒錢，就沒交給她。郭敬培知道了，就嫌他沒交出來。他妹妹的兒子也想投點資，就出了12元，讓他交給郭敬培。可是郭敬培還是沒消氣兒，她兒子就把她叫到院裡做思想工作：「你讓他往哪兒走，他走了就是回通縣，將來賣了畫該給通縣掙錢了。」但郭敬培當時也忍不了，她兒子就把郭篤民弄到他的岳母家住下。
1979年12月，張老師通知我家，讓我們告訴郭篤民去通縣教育局報到。我們就趕緊給郭敬培的兒子打電話，可她兒子說不知道郭篤民上哪兒了，但是之後還是告訴了郭篤民，這樣他就來通縣報到了。他是1979年12月上的班，他們領導說，不能給你補20年的工資，只能補13個月的，這樣按每月80多元，補了1000元多點。但當時沒發。還讓他回涿縣去轉糧食關係，遷戶口。
郭篤民就去涿縣辦關係了。可是他也懶得回村，因為1969年他回村後，一直當「反革命分子」，村裡也把他整得夠嗆。比如，讓他們在出義務工時干各種髒活累活。有一次，縣裡動員火葬，有幾家的死人埋了幾個月，村裡又讓挖出來燒。他們家裡人也懶得去挖，就讓這幫黑五類去挖。雖然他們戴上撒上酒的口罩，但死人都爛成了湯，臭得不行，可他們也得挖出來，裝上塑料袋，再往火葬場送。
1976年地震，讓他們黑五類值班，他憋不住喝了點酒，讓村幹部發現了，說他不老實，扇了大嘴巴。總之，這些事都把他那點斯文弄沒了，他就覺得沒臉回村。於是就住在孟家，讓孟家姑娘給他去村裡辦關係。他認為姓孟的姑娘是他的人了，讓她去分那一年多沒領的糧食。可是村裡見一個陌生的姑娘來領而不是他本人，也沒給糧食，關係倒是給辦了。
從涿縣辦回了關係，他上班了。按理說，這麼多年全家不團圓，離開工作崗位也很久，應該多和家人在一起彌補一下政治運動給家庭造成的損失，多為工作單位（他走之前的師範現在不缺美術教師，就給他安排到縣少年宮）教幾個好學生了。他的心總像有什麼被涿縣的姓孟的姑娘牽著。
1980年元旦，我們等著他過一個團圓節，可是找不到他了。原來他去涿縣孟家了，也沒和家人講。一直到過了節才回來。其實也不只是過節，他回來上班的頭一個月，他就回了五趟孟家。簡直就把那裡當成家了。我看了就不高興，他這次從涿縣回來，我就問他去什麼地方了，他理虧，也不說實話，而是嬉皮笑臉打馬虎眼。我當時正做針線活，就說他：「瞧你那德行，就欠給你一個嘴巴。」誰知他聽了就湊上前來說：「你打你打。」我當時也沒多想，只是鬧著玩兒似的在他臉上颳了一下。他也沒急。
後來他跟我說：「我在郭敬培那住著時，認識一個解放軍的高部長，人家可是個大幹部，他家缺一個保姆，我想你去挺好。」我心想，一家人已經20多年沒團圓了，我又60多歲了，再說孩子們都掙錢了，根本不缺錢花，幹嘛老了老了倒要跑到別人家當保姆，就沒同意。他還說：「你去北京當保姆，我再給你找一個管家的來。讓孟家姑娘給你管家。」
平時他淨和我說孟家姑娘如何如何，還說和他關係不錯。我就說：「你怎麼不讓孟家姑娘去呢？」他說：「我和她念叨好幾回這事，她也沒搭茬。」這說明他也沒敢跟姓孟的姑娘正面提這事，人家也根本不想去。我心想，我60多歲當不了保姆，累不了是一個問題，還一個問題是，房子只有8.3平方米，雖然外面又接了一間，可中間沒門。那時我兒子已經23歲了。我不在家，家裡只剩下他們爺倆和一個20多歲的大姑娘，這可叫怎麼一回事？
從這事我就對他有了看法，發現他身上有了一種反右前從沒有的東西，就說不正派。那時，儘管他也不知道關心人，也有點想甩我，但是從沒胡搞亂搞。比如女師的學生，歲數都不小，多漂亮的也有，但從沒發現他和學生有什麼曖昧關係。我就問他：「你喜歡孟家姑娘嗎？」他說：「啊。其實她長得也不好看。還有一隻眼有點斜。我就是看著她好。我住在他們家時就和一家人一樣，冬天時為了暖和，大夥住在一個屋子裡。一個大炕上睡了孟家姑娘，她奶奶、她爹和我。可是光棍哥哥倒是一個人睡冷屋子。」
他還告訴我，他一回去，孟家姑娘就趕緊給他洗衣服，刷帽子，看見他沒褲衩，還給他買褲衩。哪次上北京來，都是孟家姑娘騎車帶他上火車站，甭管多晚。雖然他們弟兄四個，最小的也成年了，但從沒用別人。不過這些話都是他無意中說的。
自從他和我商量當保姆的事我沒同意，他就不再和我說這些話了，而且還找茬打架。1980年1月底的一天，他從外邊進來，喝醉了，一進門就把三女兒給他的一塊半新的手錶摘下來扔在桌子上。由於勁大，摔出去老遠，還罵了一句：「×他媽的！」從我們認識，我發現他就有這麼一個優點，從來不帶髒字。因為他爹有不許罵人的規矩。
他這一罵，我覺得他這人又有新發展，可我當時沒細想，也不知他罵誰，就沒敢搭腔。他雖然喝醉了，可沒吃飯，那天吃的是蔥花餅，他就一邊吃一邊罵。這會兒兒子去上夜校了，兒子的一個姓趙的女同學來找他。郭篤民見了，就格外熱情，和人家說這說那。那姑娘正追我兒子，可我兒子不樂意。我怕他喝多了跟人家說什麼，就對那姑娘說：他喝醉了。推她趕緊走。他就非問人家家庭地址、單位電話，姑娘見他那樣子，也有些害怕，就把單位電話寫給了他。可是沒敢告訴他家庭地址。他很生氣，一個勁兒問住什麼地方，那姑娘只好又告訴了他。我就趕緊推那姑娘走了。他還非要去送。
過了一會兒，郭篤民也出去了。之後，兒子回來了。我就跟他說了剛才的事。兒子自然很生氣，再過了一會兒，郭篤民回來睡覺，我們娘倆就說了他兩句，怪他不該和兒子的女同學講些不合適的話。他聽了十分生氣，一摔門就走了。當夜沒回家。以後他就去了涿縣，讓孟姑娘準備了一套鋪蓋，住在了通縣少年宮。從這天起，到後來一直沒回過家過夜。
雖然他和孟家那麼好，可是孟家更多的是把他當成搖錢樹。所以他去那裡找鋪蓋，他們只給他一個又破又短的褥子，上面還儘是不大的髒圈。一個被子也是舊的，也很薄，凍得他夜裡睡不著覺。我們給他送鋪蓋，他又不要，結果少年宮的石書記又給他找了一個稻草墊子墊上了。
（未完）
（執筆作者郭軍退休前為《中國青年報》主任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