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程書語
說起宋朝的稅收，現在主要有兩種觀點：一種認爲宋朝稅收在歷朝歷代中都是偏低的，宋朝政府“藏富於民”；另一種則認爲宋朝的稅收很重,苛捐雜稅層出不窮。諸如：“正稅之外，雜賦至繁，詭制異科，醜名暴斂”；“不可以遍舉，亦不能遍知”；“幾多率斂是無名”； “當官者不能悉其詳”；朱熹“古者刻剝之法，本朝俱備”，即所謂“民間苦賦重”。
農業稅到底是重還是輕
我們先從農業稅說起吧。農業稅，通常是中國古代政府的主要收入來源。
宋代的農業稅是“以貧富爲差”的“兩稅法” ，根據居民有無田產，劃分戶別，有田才有稅，沒有田產，則不用繳稅。正如蘇軾《策別》中所寫：“戶無常賦，視地以爲賦。” 有田的家庭再以財產的多寡，劃爲不同戶等，田多的納稅多，田少的納稅少，但其實每畝的田產所收的稅賦是固定的。
如沈括《夢溪筆談》記載：“畝稅一斗者，天下之通法。”即無論產量多少，每畝田都收一斗的稅。
也就是說，如果畝產爲一石，那就是十稅一；畝產爲二石，那就是二十稅一。如果畝產爲三石，那就是三十稅一。
宋代在畝產普遍較前代大幅提高的情況下，畝產多在一石至四石之間，所以二程認爲：“今代之稅，視什一爲輕矣。” 即採取於前代相同的徵收稅率，農民的田稅負擔無疑會比前代爲輕。
宋朝在靠近邊境的地區，農民有“支移”的義務，也就是民戶須將麥糧等實物稅送到軍隊駐紮的地點。戶等不同“支移”的義務不同。宋代將民戶分爲五等，一等、二等有支移三百里的義務，三等、四等兩百里，五等一百里。
“支移”的部分雖然等於增加了賦稅，但屬於合理的範圍，並不能說是太大的負擔。
“民間苦賦重”？
既然農業稅不過每畝一斗，那麼“民間苦賦重”？這樣的說法是從哪裏來的呢？
這句話出自馬端臨《文獻通考》，其中記載：“《食貨志》言天下荒田未墾者多，京、襄、唐、鄧尤甚，至治平、熙寧間，相繼開墾，然凡百畝之田，起稅止四畝，欲增至二十畝，則言者以爲民間苦賦重，再至轉徙，遂不增。”
就是說京、襄、唐、鄧等地有很多荒地，一百畝荒地開墾爲農田，國家只收四畝的稅，後來打算收到二十畝的稅，言官們就開始爲民訴苦抱不平，即所謂“民間苦賦重”，結果就是一百畝的田繼續收四畝的稅。
由此可見，宋朝農業稅不僅輕，爲鼓勵農民開墾荒田，竟然達到一百畝只收四畝稅的地步！拿出“民間苦賦重”這句話來說明農民的負擔很重，其實完全是斷章取義，與實際情況南轅北轍。
寬稅減賦幾乎無處不在
實際上，大宋王朝不僅給予開墾荒田的農民特殊的寬稅政策，寬稅減賦的政策幾乎無處不在。
王明清在《揮摩後錄》中記載：“祖宗開國以來，西北兵革既定，故寬其賦役。民間生業，每三畝之地，止取一畝之稅。緣此公私富庶，人不思亂。”
就是說，開國以來既然不打仗了，爲了休養生息，三畝地只是收一畝地的稅，這樣國家和個人都富裕，人民不會想着造反。
《宋會要》記載宋哲宗元符元年，京西轉運副使張徽言：“二浙雖遇豐歲，蠲除稅賦不下三四十萬石。”可見宋政府不僅饑年減免田稅，甚至豐年也時常減免田稅。
司馬光《和範景仁西圻野老詩》曰：“田家老父眉睫白，杖藜匍匐泣路旁。且雲生逢至仁主，蠲租罷役歲爲常。”意思是說，農家的白頭老者，在路邊匍匐哭泣感嘆生正逢時，遇到了仁慈的君主，減租廢除勞役的事情年年歲歲經常發生。
另外宋代由於實行“不抑兼併”的土地政策，地籍比較紊亂，有極其嚴重的隱田現象，馬端臨引《食貨志》的記載感慨：“田之無賦稅者，又不止於十之七而已”。即十畝之田不止七畝不交任何賦租。
宋代田賦最大的問題不是輕重問題，而是徵收不公的問題。即良田與劣田徵收標準一樣，而且佔田越多逃稅越多，負擔越小，佔田少的人，土地貧瘠的地方負擔相對來說要大一些，這樣那些佔良田少的農戶自然會感到不公，發出“賦斂爲病”之嘆。
“幾多率斂是無名”？
有的所謂史學家用“幾多率斂是無名”來說明宋朝稅多且亂，這句話出自仁宗時思想家李覯（gòu）的詩《有感》，原文是這樣寫的：“官家的的要寬徵。古時什一今更輕。州縣酷嫌民漸富，幾多率斂是無名。”https://6d0f325d6b493c0e95666a784448a2f8.safeframe.googlesyndication.com/safeframe/1-0-37/html/container.html
意思是說，國家的的確確使用寬賦稅的政策，政府的農田稅收比古代還要輕。但有些州縣看到民間人民富裕，而擅自進行無名之斂。
作者的本意是鞭撻一些地方的違法亂紀行爲，並不是國策，況且這些地方的非法行爲，都很難長久，會被中央政府糾正。如《宋史·食貨志》記載：“（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西邊兵費不給，州縣或增所算名物，朝廷知之，悉命蠲（juān）去。（意思是康定元年的時候，西邊軍餉沒到位，有些州縣增加稅收項目，朝廷知道後，都命令免除。）
宋代田稅輕也得到明代學者們的推崇與羨慕，胡世寧《貢賦之常膚見》：“畝稅一斗，天下通法。概令減輕，故宋民感宋恩德，深入骨髓。雖以南渡衰弱之後，而猶爲之力耕，血戰以抗強敵，而立社稷者百數十年。”
苛捐雜稅？
宋代的田賦比起前代輕，那其它雜稅情況又如何呢？
這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北宋開國之初就一直普遍減免前代各種雜稅。比如前代普遍徵收的農器稅被徹底免了。宋代還有山林、川澤、陂塘的出產，任民採摘不收稅。溝路、墳墓也不收稅。
可以說雜稅比起唐末五代來無疑是輕的。《宋史·食貨志·賦稅》：“宋克平諸國，每以恤民爲先務，累朝相承，凡無名苛細之斂，常加劃革，尺縑鬥粟，未聞有所增益。”
徽宗之時的六賊之手蔡京增加了一些稅收種類，造成一些商人破產，百姓困苦，爲人所詬病。
北宋滅亡後，南宋建立，由於戰亂，面對戰爭帶來的鉅額開支，南宋各地方迫不得已先後出現了“經總制錢”“版（又作板）帳錢”“月樁錢”等這些被很多人認爲是雜稅的款項，都是緊急情況下爲了籌措軍費而產生的。
嚴格來說，它們都不是稅種，而是地方向朝廷定時上繳的三筆錢財的名稱。在它們創立時，並沒有新創稅項，只是提高了舊有稅項的稅率或專賣品價格，比如經總制錢的來源就是賣酒提價，某些商稅增收一分，提高樓店錢等，另外就是將原先不上繳朝廷，留在地方的錢財改爲上繳朝廷。
月樁錢是地方供應軍費的名稱，產生於紹興二年（1132年）冬季。月樁錢有地域性，最初只限江東，“其後江、浙、湖南皆有之”。但四川地區沒有月樁錢，同是東南地區的福建、兩廣及湖北、淮南也沒有月樁錢。
月樁錢的來源是商稅、榷酒、經制錢等。就官方規定而言，它只是要求地方將正常稅收所得之錢按月按量輸送而已。
關於版帳錢，由於記載的缺失，究竟產生於何時，何以得名，均無從得知。
經總制錢、月樁錢、版帳錢都是輸送貨幣。這三筆錢財的徵收，雖都是形勢所迫，但因增加了賦稅收入中上繳朝廷部分的比重，大大加重了州縣財政的困難，成爲南宋許多地方性苛捐雜稅的根源。https://6d0f325d6b493c0e95666a784448a2f8.safeframe.googlesyndication.com/safeframe/1-0-37/html/container.html
由於三種錢都創立於戰爭中，用于軍費，有強制性的定額，甚至遇到災年，災區的稅賦被朝廷蠲免，而這些錢卻往往仍舊徵收。這樣，在完不成定額的地方就不可避免地會發生苛徵橫斂的情況。從苛徵橫斂的方法看，大都是低劣不合理的，遠遠超出了“雜稅”的範疇。遭到很多文人與言官的批評。
南宋大儒朱熹認爲“古之刻剝之法，本朝皆備。”蔡戡（1141—？）《論州縣差科之擾札子》中的“其色不一，其名不同”“其賦斂繁重，可謂數倍於古矣”“不可以遍舉，亦不能遍知”等等都來自這個時期。
一般來說，戰爭的爆發往往意味着人民更多的軍費負擔，這在各個朝代都是如此，不可能與和平時期是一樣的。如果因此就給宋朝蓋上苛捐雜稅，百姓民不聊生的帽子顯然是不合理的。
而且我們看到南宋初中期朝臣，批評各地方違法亂紀增加稅收的札子，也大可感慨一下，宋代言官們對百姓的疾苦看在眼裏，記在心理，上報朝廷，措辭嚴厲。宋朝百姓有這樣的文人和言官，比起無官不貪，眼中沒有百姓疾苦，只有所謂歲月靜好的時代的百姓更幸運吧。
總體上說，北宋人民的稅賦比南宋輕的多。除徽宗朝外，和平時期比戰爭時期要輕的多。北宋甚至大部分地區大部分人根本就沒有什麼雜稅。
張方平：“畿甸之外，歲供兩稅，無他課調。”
司馬光：“其鄉村下等人戶除二稅之外，更無大段差徭，自非大飢之歲，則溫衣飽食，父子兄弟，熙熙相樂。”
農民生活豐衣足食
在寬稅減賦，藏富於民的國策下，宋朝農民的生活應該說在大部分時間，大部分地區是豐衣足食，令人羨慕的。
陸游：“太平豈無象，麥飯家家香。”“莫笑農家臘酒渾，豐年留客足雞豚。”“君不見朱門玉食烹萬羊，不如農家小甑吳粳香！”
宋真宗：“數歲豐稔，物價甚賤，但小民不能愛惜，飲食之餘，多所棄擲。”
《宋會要輯稿》記載：“天下窮民，飽食暖衣，猶有餘峙。”這都是關於宋代百姓生活整體性、概括性的形容與描述。
藏富於民是國策
宋朝不僅多數君主以仁治國，士大夫中也非常推崇藏富於民的理念，使之成爲國策。南宋名臣真德秀（1178年－1235年）在論述宋朝的治體時強調：“立國不以力勝仁，理財不以利傷義，御民不以權易信，用人不以才勝德。恩結乎人心，富藏乎天下。”
晁說之（1059年—1129年）《元符三年應詔封事》：“唯藏於民則民富，而國亦富，將不勝其利也。唯藏利於府庫，則國富而民貧，將不勝其害也。”
本文僅大體介紹了宋朝農業稅的部分，以後會再爲大家介紹商稅等其它稅種。
——待續
–希望之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