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
1．批判儒釋道
1） 批判儒家
（1）批判孔子
（2）批判知識份子
第二章、系統的思想改造
政治學習，改造思想，這類事情中國人都多多少少經歷過。很多人可能會問，為何人的思想需要改造？其根本原因即在於中共的一套好惡標準、思維方式和話語系統都是反人性的，不但不可能在大眾中自然產生，而且容易被人性所排斥。更何況共產黨本是西方舶來品，是被唾棄的政教合一的獨裁體系，與中華傳統文化極為牴觸。中共要想立足，就必須營造一個黨文化環境，改造思想就成了必須而迫切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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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的重要一步就是批判中華文化的信仰之本——儒釋道。同時，民間的傳統觀念，乃是三教所確立的價值觀在世俗中的反映。這些觀念早已成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也容易使人上溯其宗教根源，因此對傳統觀念的批判，也是中共從中國人的思想里根除中國傳統文化以及信仰的重要一步。這樣，中國人就喪失了對中共及黨文化的辨別和判斷能力。
中共對儒釋道的批判和對傳統觀念的批判清除只是屬於「破」的一步，同時中共還要「立」它需要的思維方式，如鬥爭思想、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叢林法則，以及進化論與現代科學，從而讓人系統地接受中共以無神論為基礎的邪說，進而再製造並維護適合中共生存的社會環境。這就是中共進行系統的思想改造的後果。
1． 批判儒釋道
在幾千年的歷史中，儒、釋、道家的影響深入到中國社會各個階層。
中國儒家尚「仁」、尚「義」，孔子講「見義不為，無勇也」，又講「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儒家的天命觀深入民間，《論語》中說「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中庸》開篇講「天命之謂性」，指出人的根本特性乃受天所命。在古人看來天是萬物之本，是一切價值的源頭。人的生命既由天所賦，此生的目的即在回歸天命，實現內心向善的要求。被儒家視為群經之首的《周易》講「三才」，即天、地、人，天生人，地養人；人又可以取法天地，「與天地合其德」。天地的運行則遵循不變的天理。老百姓相信一個高高在上而又制約人世間一切的「天」，用「不變」的天理衡量人間的一切。儒家思想維繫著道德與社會秩序。
佛家講善，講慈悲、講忍辱，重視生命，信奉眾生平等。在中共建政之前，佛家的六道輪迴、積德行善、因果報應已成為百姓的常識，即所謂「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世果，今生作者是」。客觀地講，佛家「善惡有報」的觀念對於穩定社會、維持人的道德，起到了極大的作用。
道家強調「真」，強調清靜無為，強調人與自然和諧的統一，達到返本歸真的目的，即所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中國的中醫與氣功皆源自道家，此外服氣、煉丹乃道家養生之道，道家占卜與預測之準確則讓人歎為觀止，大道修煉者更有肉身成道、羽化成仙的神跡。在世間層面，當今天人與自然的關係越來越對立，環境問題成為全球最重要的話題之一時，道家思想也引起各國學者的重視，更顯出其特殊的價值。
對於中共來說，儒家的「天命」、佛家的因果報應、道家的無慾無求、與世無爭是中共發動「階級鬥爭」的障礙。儒釋道經典確立的道德觀，是中共樹立自己道德權威的障礙，也阻礙了中共造反、革命、專政等政治運動。佛道兩家修煉都讓人超越生死，儒家讓人捨生取義，這是中共利用物質手段來控制整個社會的障礙。佛家的涅槃彼岸、道家羽化成仙的遺蹟與道法自然的精神、儒家的天命觀都被中共視為宣傳無神論的障礙。
1） 批判儒家
（1） 批判孔子
儒釋道三教中最溶入生活的還是儒家思想，蓋因中國人一直以家族為生活中心，而儒家文化所規範的正是家庭倫理，再將家庭倫理推廣到社會生活和政治中。
近兩千五百年來，中華文化的入世部分基本上以儒家文化為主導。自魯哀公立廟祭孔開始，漢高祖用儒家的禮節制定朝儀；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唐太宗追封孔子為文宣王，到清聖祖康熙大帝手書「萬世師表」四字於曲阜孔廟等等，歷朝歷代對孔子都有追封或祭祀，即使是在漢化程度最淺的元朝，元成宗也加封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孔子對人類的影響早已超越國界，不僅日本、韓國、越南等亞洲國家承續了部分儒家思想，即使西方啟蒙時代的大哲學家伏爾泰也自稱是孔子的學生。
自漢代以降祭祀孔子的香火不絕。奪取了國家政權卻罵孔子、砸孔廟的事情只有共產黨一家而已。
中共從毛澤東開始就非常痛恨儒家文化，其原因在《九評共產黨》的第六評中已有分析，此處不再贅述。毛喜歡秦始皇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因為他與秦始皇一樣採用法家的詭詐權謀禍亂國家，特別是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尤為毛欣賞、倣傚和超越。
倡導「文、行、忠、信」的孔子被中共罵成「一切舊理論的師表，惡勢力的靈魂」，稱「自有生民以來，實未有如孔子罪大惡極，而為善人、大多數人的公敵者。今後，人類共起而攻之，可也！在古今中外所有思想家的言行當中，孔丘可算第一荒謬。」
上述潑婦罵街式的言論佔據了中共批判孔夫子文章的主流，因為中共除了對孔子的言論進行斷章取義、玩邏輯陷阱之外，從來沒有拿出過、也不可能拿出令人信服的證據。
中共對儒家的批判是以階級鬥爭為出發點和基礎的，稱孔子代表了奴隸主階級的利益。今天在資本家已經加入中共，或者中共官員自己已經成為腰纏萬貫的權貴資本家或權貴地主的時候，階級鬥爭理論破產到中共都不願意提起的程度（當然這並不妨礙中共以階級鬥爭的手法繼續迫害異己）。此時回頭觀看對儒家的批判都成了笑話，因此中共為維護自己統治起見，也不得不假裝去褒揚孔子。最近幾年為了搞統戰，中共又在海外準備建所謂「孔子學院」，試圖利用自己批判過的孔子去騙嚮往中國文化的人。另一方面，大陸教學生背誦儒家十三經的民間學校卻被中共取締。
中共早在奪取政權之初，就出版了蔡尚思的《中國傳統思想總批判》一書（以下簡稱《批判》），對孔子進行詆譭、謾罵和批判。其中中共所慣用的邏輯陷阱值得概要分析，因為這些邏輯問題仍然是中共黨文化中大批判的重要手法。
第一種是斷章取義。從孔子要收取學費（束脩）就斷定孔子只為貴族服務，全然不管孔子「有教無類」的主張。孔子的學生中子路就出身貧賤。
第二種是張冠李戴，把別人說的話安在孔子的頭上。例如《春秋谷梁傳》為子夏的弟子所做，《批判》卻利用其中有關伯姬的論述部分攻擊孔子。
第三種是不當類推，從孔子說的「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得出「這無異於認『國家興亡，匹夫無責』」的荒謬結論。把個人對待職位的態度類推到公民的義務上去。
第四種是不當類比。稱自漢代以降的獨尊儒術與秦始皇獨尊法家一樣，全然不顧儒家以道德感召人，而法家以賞罰來引誘和脅迫人的不同。
第五種是混淆原命題與逆命題的不等價關係。比如《批判》中說：「既然女子全是小人，就可想見男子全是君子了。」
第六種是扣「反科學」之類的帽子，稱孔子「違反自然科學」。 事實上，孔子談論的大多是倫理和政治層面的事情，這些都與自然科學無涉。正如不能用直尺測量重量，自然科學的原理也無法衡量人的行為的善惡。更何況孔子規定的「六藝」中包含「數學」，此為自然科學之基礎。
第七種是含沙射影。提出「三綱」者明明是法家韓非子、漢儒董仲舒等人，《批判》一書也承認這一點，但是指出婦女為守貞節而自殺的時候舉了幾個很慘烈的例子。這些例子與孔子毫不相干，恰恰相反，《禮記》記載，孔子的兒媳婦與孫媳婦都是再嫁的。然而在通篇批判孔子的大背景下，難免不讓讀者將《批判》一書中的悲劇算在孔子頭上。
第八種是挑動人的妒嫉心。《批判》一書專門渲染「孔子的貴族生活」挑動人的妒嫉心。事實上，如孔子所言「魚餒而肉敗，不食」等實為基本的養生之道，並非什麼貴族生活。
（2） 批判知識份子
《左傳》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中國傳統文化給知識份子提供大顯身手的歷史舞台，群星璀璨，人傑地靈。
改造知識份子也被中共視為極其重要的一步。中國傳統社會講「士、農、工、商」四個階層，其中「士」簡言之就是知識份子。「士大夫」階層是道統的承擔者，因此從道德角度來看，他們甚至比統治者更有話語權。中共不認同知識份子代表的正統道德觀念，但需要以知識份子為中介去改造普通人的思想，因此中共一旦掌握政權，首先要做的就是改造知識份子的思想。
1950年6月，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三中全會的講話中就談到，對知識份子，「要使用他們，同時對他們進行教育和改造。要讓他們學社會發展史，歷史唯物論等幾門課程」 。毛所謂的教育和改造除了令大中學校組織教師學習政協三大文件、社會發展史和新民主主義論之外，從1951年秋天開始，組織大批知識份子參加或參觀“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鎮壓反革命”運動，這一場場的血腥運動讓許多知識份子看到了共產黨的殘忍和兇狠，許多人的脊樑骨那個時候就嚇軟了。1952年1月，全國政協常委會做出《關於展開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學習運動的決定》，即讓被改造後的知識份子把中共給他們灌輸的思想推向全國，改造所有人的思想。
早在清末廢科舉後，知識份子中的很多人轉而去依附政黨。這個過程是個痛苦的過程，也是知識份子「主動」進行思想轉變的過程。這種轉變當然不會被中共認為已經足夠，因為知識份子儘管認為他們需要高揚民主和科學的大旗，而儒家的絕大多數修身立命之學仍可作為判斷是非的準則。這恰恰是中共不能容忍的。
毛澤東在1939年12月發表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將知識份子一筆劃進「小資產階級範疇」。在那個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這頂「小資產階級」的帽子就足以讓知識份子抬不起頭來。
中共通過宣傳機器歌頌工人和農民，將他們的知識匱乏當做是革命的動力，宣傳「樸素的階級仇恨」加上共產黨的引導就足以使革命走向勝利。而在另一方面，知識份子被電影賦予了符號化的臉譜——戴一副眼鏡，畏畏縮縮；他們拘泥書本，看不起群眾，做事主觀等等。
1958年電影《上海姑娘》公映不久就受到嚴厲批判，其原因竟然在於：「第一，知識份子在沒有一個黨委書記或支部書記給以批評教育的情況下，居然堅持原則，在建設中發揮自己的才幹，這是取消黨的領導，反對黨的領導；第二，沒有寫知識份子的『軟弱性、動搖性、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等缺點，……這是美化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第三，……表現主人翁是受到工人中一些落後思想的影響才導致急功近利……這是『往工人階級臉上抹黑』。」第三點的原因也是挑撥工人與知識份子的關係。
這些對知識份子的污蔑宣傳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其原因在於知識份子一直是社會思潮的領導者，一直是社會問題的發言人，一直是傳統文化的傳承者和論述者，當知識份子的形象被成功抹黑後，他們所代表的價值觀也就被隨之顛覆了。在群眾眼中，知識份子不再是尊重和求教的對象，而是嘲弄和批判的對象。
如果說上述的誣蔑還屬於「名譽上搞臭」，卡住知識份子的飯碗則是「經濟上截斷」，從反胡風運動到反右、文革則是「肉體上消滅」的一部分。
許多同中共在奪取政權年代出生入死，傾囊相助的民主人士天真地以為自己是開基立業的功臣，因此「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中共也會讓他們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宏大的抱負得到施展的機會。在鼓勵鳴放的「真情」邀請中，這些「士為知己者死」的高人義士，一個比一個正氣凜然，一個比一個跌得更慘。當人們目睹了中共的所作所為，「黨天下」的真實含義遂昭然於天下：「人民民主專政，或曰人民民主獨裁」。章伯鈞、章乃器、羅隆基、儲安平……等著名文人，無論是愛國歸來的留學博士，還是攜財從共的資本家，從部長、教授、文學家、總編輯、記者的位置紛紛被扔進共產黨的右派牛棚，至死也沒能從冰冷的現實中弄清楚這「民主」和「獨裁」如何能被中共結合成「人民專政」。中國歷史上久誦不衰的精忠報國、捨生取義、人格尊嚴、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等傳統品格，都隨著這末代鴻儒博學之士孤獨的死去永遠從歷史舞台上消失了。人們恐懼地看到，積極懸掛人間天堂誘餌的中共黨，首先建立的是人間地獄。
那些能夠倖存下來的人，從此戰戰兢兢，不敢再提傳統的價值，不敢再堅持知識份子獨立的思想和人格。例如馮友蘭、郭沫若，僅僅因為毛澤東的一句批評便嚇得趕緊改變自己的學術觀點。對於知識份子而言，獨立的思想與人格就等於生命。這種摧殘造成知識份子的內心苦痛絕對是無法形諸筆端的。
「知識份子」曾經是一種道德的同義詞，表達的是清貧、正義、知識、涵養、不趨炎附勢的社會形象。到江澤民時代，黨的官場上出現了這樣一種角色——「政治化妝師」。與文人的正統迥異，他們在政治舞台上是抬轎子、吹喇叭的匠人，輔佐的不是聖賢之君，而是雞鳴狗盜的江澤民之流。
在一片機槍坦克屠殺造成的血污中、在國際社會一片制裁和譴責的聲浪中上台的江澤民需要塗抹厚厚的政治油彩，於是這幫文人發明了所謂的「三個代表」。他們不僅從政治上葬送了國運，而且從道德上沾污了知識份子必須具有的清白。
時至今日，中國的「專家學者」早已不同於那些繼承了深厚正統文化和行為方式的知識份子，其中絕大多數經過中共無神論、鬥爭哲學、社會發展史洗腦，他們只是掌握了科學技術的專業人員，對正統的儒釋道文化並未做過深入研究，更未將其融入生活。
此時的中共打出了「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標語，做著「黨恩浩蕩」的表演，偽知識份子則不遺餘力地編造繁複理論去論證中共統治的合法性，抑或是各種社會悲劇的合理性。中共成功營造了「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文化精英」的鐵三角，需要的就是像何祚庥這樣面對死於礦難的礦工說「誰讓你不幸生在中國了」的「知識份子」。
還有一些受黨文化污染嚴重的知識份子，雖保有做人的基本良知，但空有憂國憂民之心，苦無報國安民之路，無奈中只能爭取「體制內」身份，要求「體制內改革」，凡事尋求「體制內解決」。「體制內解決」無非是首先向共產黨稱臣，承認共產黨和黨文化對自己的控制權和任意使用權，進而取得一點點可憐的發言權。在沒有選擇的社會環境中，一些浸泡在蘇聯文學和共產黨著作中長大的人，珍惜自己成長過程中的宿食，不知道是毒藥，難以放棄對共產黨的理想心結，為社會不公吶喊之餘，卻無法幫助人們弄清中共才是萬惡之源。這些人對中共寄予希望的做法實乃用個人的德行遮蓋中共的醜陋，延緩行將就木的中共壽命。（未完，待續）
–大紀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