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友群
今年是中共建黨100周年。100年來，中共先後有12個中共黨魁。第一個黨魁陳獨秀，任職時間從1921年7月至1927年8月。之後，陳被撤職、開除黨籍、被誣陷為「日本間諜」，被扣上諸多「莫須有」的罪名。
被撤銷一切職務
陳獨秀，字仲甫，號實庵，安徽懷寧人，前清秀才，五次東渡日本求學或避難，當過北京大學教授，北大文科學長，是五四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
1920年4月，俄共（布）遠東局海參崴分局外國處，派維經斯基到中國宣傳馬列主義，鼓動建立中國共產黨。1920 年5 月，維經斯基在上海會見陳獨秀，雙方達成合作意向，由共產國際提供經濟資助，在上海展開建黨工作。
1921年6月3日，共產國際代表、荷蘭人馬林到達上海，提議各地共產主義小組派代表到上海召開全國代表大會。1921年7月，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陳獨秀當選中央局書記，後被選為中共第二、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第四、五屆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中共成立後，在共產國際操控下，在中華民國境內，進行了大量反政府活動。用今天中共的話說，就是進行了大量「顛覆國家政權」活動。在中共黨史上，稱之為「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但以失敗告終。
當時，陳獨秀多次反對共產國際的一些做法，但反對無效。「大革命」失敗後，共產國際將全部責任推到陳獨秀頭上。1927年8月7日，共產國際代表羅明那茲在武漢主持會議，撤銷陳獨秀黨內外一切職務。
被開除黨籍
1929年，因中方收回中東路的路權，蘇聯發動進攻中國東北的戰爭。正是在這次戰爭中，蘇軍占領了中國領土黑瞎子島。
1929年7月19日，共產國際執委會發表《關於中東路事件的呼籲》，提出「為保衛蘇聯而前進」的口號，要求中共站在蘇聯一邊。10月26日，共產國際執委會致信中共中央，進一步要求中共「繼續展開獨立的群眾革命運動」，「極其注意工人的罷工鬥爭，鞏固並擴大游擊戰爭，尤其是在東三省。」
中共中央毫不猶豫地積極響應，開動一切宣傳機器，聲援蘇聯，並決定8月1日發動上海工人總罷工。11月26日，中共領導人李立三發表演說稱，「中央已經提出，武裝保衛蘇聯，即將是全國的武裝暴動」。
在蘇聯學習軍事的劉伯承等，也積極響應，參與「國際義勇軍」，與國民政府軍張學良部作戰，協助蘇聯進攻黑龍江海拉爾。
1929年11月15日，陳獨秀卻因反對中共提出的「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被開除黨籍。
被誣衊為「日本間諜」
1932年10月15日，陳獨秀在上海被捕，後被中華民國政府判刑13年。1937年8月23日，陳提前獲釋。出獄後，陳在報紙上發表聲明:「我已不隸屬於任何黨派。」
1938年1月28日、2月8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康生，回延安後，在中共中央機關刊物《解放》上發表《剷除日寇偵探民族公敵的托洛茨基匪徒》。文章說，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占領東北三省，同時，上海的日本偵探機關，經親日派唐有壬介紹，與陳獨秀進行共同合作的談判。結果是：陳獨秀「不阻礙日本侵略中國」，日本給陳獨秀每月300元津貼。收到津貼後，陳獨秀在日寇指示下，大唱幫助日本侵華的雙簧戲。
康生文章的發表，猶如引爆一顆炸彈，立時輿論大譁，不僅反共人士，就是非共和親共人士，也群起為陳獨秀抱不平。
1938年3月17日，中共領導人周恩來任董事長的《新華日報》繼續煽風點火，發表《陳獨秀是否托派漢奸問題》短評，一再要陳獨秀作「公開正式聲明」。
次日，陳獨秀在《致〈新華日報〉的信》中寫道：「任何人發現漢奸，只應該向政府提出證據，由政府依法辦理。你們造謠誣衊的苦心，我及別人都可以明白了……我明白地告訴你們：我如果發見了托派有做漢奸的真憑實據，我頭一個要出來反對，否則含沙射影血口噴人地跟著你們做啦啦隊，我一生不會幹這樣昧良心的勾當。受敵人的金錢充當間諜，如果是事實，乃是一件刑事上的問題，決不能夠因為聲明脫離漢奸組織和反對漢奸行動，而事實便會消滅。是否漢奸應該以有無證據為斷。」
「來武漢後，為避免增加抗戰中糾紛計，（我）一直未參加任何黨派，未自辦刊物。我所有的言論，各黨派的刊物，我都送去發表。我的政治態度，武漢人士大都知道，事實勝於雄辯，我以為任何聲明都是畫蛇添足。你們企圖捏造漢奸的罪名，來壓迫我做這樣畫蛇添足的事，好跟著你們做啦啦隊，真是想入非非。你們向來不擇手段，不顧一切事實是非，只要跟著你們牽著鼻子走的便是戰士，反對你們的便是漢奸，做人的道德應該這樣嗎？」
陳獨秀與中共決裂
1938年，在武漢期間，董必武受中共之託探望陳獨秀，爭取他到延安，並提出三個條件，其中之一是要他作書面檢討，但遭陳拒絕：「我不知道過從何來，奚有悔？」「現在亂鬨鬨的時代，誰有過誰無過還在未定之天，不寫，有什麼過可悔？」
之後，陳獨秀輾轉到四川。期間，中共駐重慶代表周恩來，曾到江津探訪陳，繼續勸陳寫個檢討，回延安去。陳說：「中央開會，我怎麼辦呢？我這個人又不願被人牽著鼻子走，我何必弄得大家無結果而散呢。」
見勸不動陳，周恩來吩咐他的侍衛長龍飛虎拿出帶來的100塊銀元遞給陳。周說，錢是「互濟會」捐助的，請他一定收下。陳說什麼也不要，堅持退回了錢。
陳獨秀晚年的反思
陳的《最後政治意見》寫於1940年11月28日。陳多次表示，他的看法「根據蘇俄二十多年的經驗，深思熟慮了六、七年」才形成的。
他寫道：「所謂無產階級獨裁，根本沒有這種東西，他只是黨的獨裁，結果也只能是領袖獨裁，任何獨裁都和殘暴、蒙蔽、欺騙、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離的。」
「斯大林的一切罪惡」無不是「憑藉蘇聯自十月革命以來祕密的政治警察大權，黨外無黨，黨內無派，不容許思想、出版、罷工、選舉之自由」等「一大串反民主的獨裁制而發生的。」
1941年12月23日，他在給老友鄭學稼的信中寫道：「列(寧)托(洛茨基)之見解，在中國不合，在俄國及西歐又何嘗正確。弟主張重新估定布爾什維克的理論及其人物……在我自己則已估定他們的價值……弟久擬寫一冊《俄國革命的教訓》，將我輩以前的見解徹底推翻。」
陳獨秀貧病中去世
陳獨秀晚年客居距四川江津市區30多裡的石牆院，生活非常窘迫。夫人潘蘭珍避著陳典當了首飾，連陳的老友柏文蔚贈給他的皮袍子也當了。為補貼生活，還在院牆後門外空地種過土豆。
1942年5月23日，當年代表陳參加中共一大的包惠僧來探望陳，老友重逢，他非常高興，中午吃了四季豆燒肉，引起胃病復發，潘蘭珍延請好幾位醫生醫治無效。
陳自知不久於人世，向跟隨他多年的北大學生何之瑜交代：「我死後，喪事從簡，也不要登報。」並說：「小兒松年早已分居獨立，夫人家中無親人可依靠，放心不下，請你務必多多關照。並要囑夫人今後一切自主，生活務自立，我在南京獄中，朋友贈我的五個顯德四年古瓷碗，留給蘭珍。後事料理後，稿費如有多餘，也留給她一部分」。話未說完，心臟病突發。陳於1942年5月27日去世，享年63歲。
陳去世後，衣裳、棺木、墓地等皆由當地鄉紳鄧氏叔侄贊助。據《陳獨秀逝世前後用費收支表》記載：「蔣介石一萬元，朱家驊五千元，段錫鵬、王星拱、陳立夫各兩千元，許靜仁一萬五千元」。此外，「胡小石、歐陽竟吾、高語罕等學界名流也有捐款。收支相抵之後，尚欠五千零三元，由鄧氏叔侄承擔」。
陳曾表示蔣介石是他「不共戴天」的死敵，但在陳去世安葬時，蔣介石竟出手一萬元帛金，表達悼念之意，這是朝野上下都頗感意外的。
除此之外，沒有聽說過去他曾幫助、器重、提攜過的人，對他的去世有一分錢、一個字、一句話的表示。
被扣九頂大帽子
毛澤東早年對陳獨秀推崇倍至。但在陳獨秀被撤職後，特別是1949年中共顛覆中華民國後，毛對陳的評價，以貶為主。
1936年，美國作家斯諾問：誰應對1927年共產黨失敗承擔主要責任？毛回答說：「罪魁禍首是陳獨秀」，那時，「陳獨秀是中國黨的徹頭徹尾的獨裁者」。此後，毛在黨內鬥爭中多次反覆提到陳，稱他是「大叛徒」、「壞人」、「反革命分子」、「階級敵人在我們黨內的代理人」，「對我們黨危害最大」，「不可救藥」，「只能打倒」。
陳被打倒後，中共給陳至少扣了九頂大帽子：機會主義的二次革命論，右傾機會主義，右傾投降主義路線，托陳取消派，反共產國際，反黨，反革命，漢奸，叛徒。
但是，2009年2月，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的葉匡政所著《大往事 縱橫歷史解密檔案》稱，學術界重新考察了陳獨秀一生的思想和活動，發現以上罪名都不能成立。此案是中共黨史上第一樁最大的冤假錯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