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石山
4月1日愚人節，香港的法院作出了令人震驚卻不令人意外的一個判決，香港七位民主派領袖人物，被判組織未經批准集結罪成立。七人的刑期，將於4月16日宣布。
這七位香港民主派領袖，包括香港民主黨創黨主席、資深大律師、前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李柱銘，香港壹傳媒集團主席、《蘋果日報》老闆黎智英，香港工會領袖李卓人，香港民主黨前主席、大律師吳靄儀，香港民主黨前主席、律師何俊仁，以及工黨前副主席、社會活動人士何秀蘭，香港社民聯成員、前立法會議員、外號長毛的梁國雄等七人，被西九龍裁判法院法官胡雅文裁定罪名成立。
這個案件，是2019年8月時香港民主派組織集會遊行，但警方只批准集會但不同意遊行。8月18日，超過170萬香港人參加了集會，隨後並走上街頭，從銅鑼灣的維多利亞公園一直走到中環的渣打花園。
當時的抗議活動非常和平，雖然警方不同意遊行，但期間沒有強硬執法，所以集會和遊行並沒有出現2019年經常出現的嚴重暴力衝突。按照民主派的說法，這是一次香港民主展現「和理非」抗議的範例。所謂「和理非」，就是和平、理性、非暴力。鑑於2019年香港出現很多暴力衝突的場面，8·18維園集會遊行，顯得特別重要。
李柱銘等人表示，當時集會人數眾多，因此他們是「帶領聚集人群疏散」，但控方不同意，認為被控人士舉著橫幅，呼喊口號，是帶動「非法遊行」。由於香港沒有非法遊行的說法，所以控罪變成了非法集結。
其實，香港政府檢控方的說法以及被定罪人士的辯護都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個案例宣布香港自由的死亡。幾個星期前，中國人大常委已經代替香港設立了一個新的選舉辦法，不但嚴厲審查參選人士的資格，而且大幅度縮減了直接選舉議員的數目，等於宣布了香港民主的死亡。所以，香港有限的民主，以及香港原有的自由，至此全部都已經正式死亡。
1967年，中共文化大革命的風暴波及香港，香港左派工會在地下黨的推動下開始了暴力反抗當時的港英政府。一大批工會人物被控暴動罪。當時，左派和香港法律界關係不睦，請律師不容易。李柱銘是為左派出庭打官司的大律師之一，而且確實幫左派人士打掉了不少罪名。
正因為有這個經歷，中共在香港的地下黨對他頗有好感。到了八十年代，李柱銘成為香港特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
不過，1989年「六四」事件之後，李柱銘和中共合作結束，他組建了香港民主黨的前身香港民主同盟，成為後來香港民主派的領袖。如今八十多歲的李柱銘，雖然淡出政界，但仍然關注香港前途。作為一個民主派的頭面人物，香港雨傘運動和反送中運動，他也無法處身事外。
黎智英的情況也差不多。黎智英最早經營服裝連鎖店發家，佐丹奴的品牌，是和中資駐港最大企業華潤合作而成功的。1989年之後，黎智英轉向媒體業，先後創立《壹週刊》和《蘋果日報》，和香港民主派關係密切。
梁國雄，本身卻是社會主義者，他曾自稱是托派馬克思主義者。1989年之後，他經常穿著印有格瓦拉（Che Guevara）頭像的T恤衫，帶領一群行動派社會活動人士在街頭抗爭。因留著一頭長髮，遂有「長毛」的綽號。
這一批人，都曾經是中共的統戰對象，但也都終於和中共徹底反面對立。但這些老一代的活動人士有三個基本特點，第一是認同國家和民族，第二是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第三是都並不認同香港獨立。
中共對他們的鎮壓，意味著香港的「愛國反對派」徹底失敗。可以預見，未來香港的反對派將更多採用非理性的方式，也不再依託香港的法制，而認同香港而非中國，會成為新型反對派的一個標誌。
香港曾經是英國殖民地，它的法律體系，除了有英國法制特點，也留存了很多殖民地特色。比如警察可以任意在街上攔截任何人進行盤查，警察可以控告任何人「遊蕩罪」，理論上三五個人聚在一起，就可以被告非法集結等等。
這些都是殖民地法律，在英國本土沒有類似規定，這些是「惡法」。但過去港英政府因為跟隨英式治理，所以香港基本上算是一個「良治」社會。而中共那裡正好相反。
中共設立的法律，有些看似比香港更文明更先進。不過，中共並非法制國家，行政當局可以隨便解釋和執行法律，所以我稱之為「良法」但卻是「惡治」。
現在，香港把中共極權統治的方法引入，行政當局變成了惡治政府，無法獨立的司法體系，也成了惡治的一部分，所以未來香港將是一個「惡法惡治」的城市。
其實，對中國的中央政府來說，香港一直是一個獨特的存在。1840年之後，香港逐漸成為一塊中國的治外飛地。反對中央的人士，通常都聚集在這裡活動。孫中山的反清起義，香港是主要的根據地。香港主要的黑社會組織，大多源自「洪幫」，一個有一百多年歷史的反清帝國的民間地下組織。孫中山甚至成為「洪幫」的雙花紅棍。
紅棍，是洪幫內部的一個職位，類似於「執法長老」。即如有人違反幫規，由「紅棍」帶人執法進行懲罰。到了後期，紅棍不再手持紅色的木棍，而是變成了一種內部職稱了。為幫裡面立下大功的紅棍，會在棍頭上綁一朵花。孫中山有兩朵花，意思是立過兩次大功，所以他是雙花紅棍，幫內地位顯赫。
當時，洪幫的主要基地就在香港。
民國建立之後，共產黨也以香港為基地進行活動。比如省港大罷工，由香港和廣州的工人聯合罷工反對英國治理，背後主要操盤手就是蘇聯支持的中共。那一次大罷工其實並不成功，對工人的利益幫助不大，但中共卻藉這個行動大為擴張，當地中共黨員人數增加了百倍。
後來中共南方的各種顛覆活動，往往都以香港為基地。鄧小平在廣西百色起義失敗之後，就跑到香港躲避，後來才獲周恩來指示前往上海。周恩來本身也去過香港多次。中共的十大元帥中，有五人曾經在香港避難。
國共內戰初期，蘇聯援助中共的不少物資，都是通過香港的船隻運送到中共那裡的。大批中共支持者，也都是經過香港而轉到中共占領區的。
所以，中共對香港這個「顛覆基地」的作用非常清楚。1997之後，藉助外國勢力顛覆成功而掌握權力的中共，對其他人可能藉助外國勢力利用香港顛覆北京，當然也就是極為敏感了。
到現在，作為一個現代城市的香港已經正式死亡了。城市的功能主要是交易。進入現代之後，城市的功能擴展到其它領域，比如科技發展、教育、文化和文藝的創新等等。
香港這個城市，曾經是華人世界最有活力的創新溫床。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華人世界最受歡迎的歌星和影星，最受歡迎的電影和電視節目，都來自這個彈丸之地。除此之外，香港還是世界珠寶設計中心、時裝設計中心，也是平面廣告、電視廣告的設計中心。
九七年之後，香港所有的科技和文藝創新功能全部喪失。香港歌星和影星，在華人世界中的重要性大大降低，其它珠寶、時裝設計也幾乎全部消失了。
4月25日美國奧斯卡頒獎典禮是世界娛樂界的大事，香港主要的電視台將「不予轉播」，原因是一部描述反送中運動的紀錄片，入圍了奧斯卡最佳紀錄片。
香港僅剩的四大男星，被稱為四大天王中的兩個人，梁朝偉和郭富城去年拍攝一部電影《風雲再起》。這部講述六七十年代警察和反貪的電影，原本將於即將舉行的香港國際電影節作為開幕片之一，但影片卻在上映前三天取消放映。電影公司表明是「技術問題」，但由於該片涉及警察貪污、黑社會題材，外傳可能是國家電影局尚未過審，需要修改，才決定延後上片。
香港現在的電影，需要經過中宣部主要審查機構「國家電影局」審查通過才能放映，這其實解釋了香港電影和電視業的連年衰落。
曾經出過多位國際級影星和導演的香港影業一片肅殺，和香港自由的漸凍式死亡有關，藝術創作的自由，是自由的一部分，這些自由包括新聞、言論、信仰自由。
長江口的上海，也曾經是遠東最輝煌的城市，出現過大批國際級的作家，文藝創作在亞洲首屈一指。中共建政之後，上海的自由死亡。到現在上海仍有亞洲最輝煌的劇院，但沒有可以揚名的戲劇，上海附近的浙江有世界最大的製片場地（橫店），但沒有好電影了，上海還有號稱亞洲最大的圖書館，但沒有創作自由，自然也不可能出現好的著作。
香港正在經歷上海同樣的過程，和上海比較起來，香港可能更為痛苦。因為上海是突然死亡，而香港是漸凍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