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我是北遊
01
作為“白左大本營”，法國壹直是全世界左翼人士的旗幟和聖地。這段時間，美國白左借“弗洛伊德事件”大出風頭，把美國攪了個天翻地覆。這邊白左的鼻祖——法國人坐不住了，論街頭政治，妳們美國人算個鳥，我們是沒出手，等我們亮相，閃瞎妳們的雙眼。
這倒真不是法國人吹牛逼，要說玩街頭政治的熟練程度，法國人說第二，沒人敢說第壹，把示威遊行升級為暴力沖突，在歐美國家並不鮮見，但這麼愛上街表達人民激烈的反抗意識，法國人那是獨占鰲頭。
果然，法國白左壹出手，就“技驚四座”——他們即將成功把自己驅逐出巴黎了！
面對黑人揚言要把白人從巴黎驅逐出去的呼聲，白左應該喜聞樂見，因為這可以徹底根除他們痛恨的“白人種族歧視”，畢竟白人都被驅逐了，到哪裏去歧視黑人呢？下壹步黑人把白人驅逐出法國，把法國徹底染黑，也並不遙遠。
看看巴黎街頭黑壓壓的遊行大軍，妳有什麼感覺？
“把白人驅逐出去”還真不是黑人在街頭玩嗨後的胡言亂語，照巴黎新出生人口60%都是黑人的趨勢，等黑人已經在法國占據絕對多數時（預計2086年），再碰上幾個黑人政客玩玩手段，白左將成功把白人連同自己作死出法國，並不是玩笑話。
這盛世如白左所願。
我不想討論法國黑人和白左的所謂訴求（之前文章談的太多了，法國白左的“政治正確”腔調毫無新意），我想把歷史跨度拉到足夠大，來說說法國人所擅長的“反抗意識”。
說說“法國病”。
這個反抗的意識和傳統其實在法國歷史上壹直有所顯現，比較典型的例子是近代大事件——法國大革命。
經此壹戰，法國從此成為了全世界白左當之無愧的祖國。
02
人類的心智模式比較容易犯的錯誤在於，總是把歷史事件自動演繹成“大人物+事件+時間”的敘事結構。
比如法國大革命，無非就是幾個啟蒙思想家教化人民，幾個革命領袖帶領人民起來革命的歷史事件。
而大量的背景被忽略掉了。
實際上，與英國、美國、日本、德國相比較，法國大革命的壹個顯著特征是：革命者的素質極為低劣。
這些掌握生殺大權的政治人物，相當多來自於社會邊緣階層，這些原本被排斥在政治體系外的邊緣人物在革命進程中越來越多地湧入權力的中心。
如同英國思想家柏克所說， 他們中的絕大多數是是由“下等的、無知無識的、機器般的、純屬各個各業的馴服工具的那些成員們”所組成 ，再加上毫無政治經驗的巴黎的下層文人。
這些人對於傳統的社會秩序，更多的只有仇視。
當壹群缺乏基本人文思考、政治經驗的社會底層人物，掌握了巨大的權力，人性中無底線的惡展現的淋漓盡致。
暴力、恐怖和屠殺席卷整個法國，從國王、王後、教士、貴族，到雅各賓黨人，紛紛被押上斷頭臺。
在雅各賓派專政期間，雅各賓派鼓動法國人民開始大規模的糾察“反革命”運動，大量被認為有反革命情節的人遭到了迫害。
雅各賓派頒布的“嫌疑人法令”規定任何有反革命嫌疑，但沒有實際證據的被告，可以根據“意識裏有罪”而判刑，最高時期法國嫌疑犯總數達到了30萬人，不少人壹覺醒來，就變成了“人民公敵”。
同時，在審判環節只保留“無罪”和“死刑”兩種判決，嫌疑人無處申訴，非死即活。
據統計，在雅各賓派專政的四年裏，至少有7萬人被砍去了腦袋。然而，極具諷刺的是，在所有死亡的人裏，只有5%屬於封建舊貴族，真正受難的還是普通法國百姓。
這種大規模的屠殺行為不但讓法國人人自危，甚至讓當時整個歐洲都感到顫栗和恐怖。
是什麼讓壹群聲稱要通過反抗來獲得光明與理想的革命者，轉瞬之間就變得如此無情和殘忍？
法國得了壹種什麼病？
03
自由主義大師阿克頓勛爵把法國大革命生動描繪為“壯麗的事業和恐怖的記憶”。
在阿克頓勛爵看來，1789年法國大革命的爆發，不是因為人民的日子實在過不下去了而奮起反抗，而是由壹些新奇的觀念所孕育，再被1787年美國（獨立）革命的成功榜樣所催生。
讓人民看到有改善其處境的希望卻又未能滿足他們這種期望時，民眾情感最易激發，革命運動最易形成。
在啟蒙思想家伏爾泰和盧梭奠定的“自由、平等、博愛”等壹系列抽象原則的激勵下，革命者們打破壹切舊制度的激情高漲，但是讓人遺憾的是，他們卻並沒有建設新秩序的藍圖。
法國名畫《自由引導人民》
宗教、政治、司法、軍隊……所有舊制度被打破後，卻沒有民眾習慣和具備操作性的新制度及時補上。
革命給人民帶來重大生活不便的同時，也釋放了人性之惡。而這種人性之惡隨著舊制度的不復存在而失去了所有阻擋。
托克維爾在在反思法國國運時，痛心疾首到，才華橫溢如伏爾泰和盧梭之輩，在法蘭西近代民族國家熔鑄成型之時，沒有足夠的審慎清醒，反而開啟了“知識變權力”的文人政治的先河，其結果必然是情緒戕害政治。
列奧·施特勞斯認為哲學思想是需要癲狂的，而公共言說卻需要溫良。是因為哲學只是能來認識世界，而不能用來改造世界的。
政治真正要面對的是壹個現實的世界，而不是壹個癲狂的世界。
審慎而節制的原則才能防止政治因為哲學的癲狂而走火入魔。因為大多數人所欲求的並非是哲學家所謂的“自由王國”，不過是穩定的生活狀態和可以預期的秩序。
如果人類用哲學來改造世界，把人當成了神來膜拜，結果卻是把人降到了動物的地位。
法國大革命即是如此。
法國革命者推倒了所謂束縛人理性的舊宗教，關閉了壹切教堂後，卻創建了“理性宗教”，擁立了壹位女演員為自由女神，視其為理性女神，被革命議員們和革命群眾們頂禮膜拜。
這不啻為歷史上最為滑稽的壹部鬧劇。
革命者本來試圖搭建“理性的天堂”，把人的理性推崇到了極端，結果卻直接摧毀了文明，墮落成了血流成河的叢林社會、人間地獄。
“自由、平等、博愛”學說創造出的各種神聖詞匯為政治鬥爭中的派閥所利用，營造為新的偶像並以之煽動人心，最終走向了民粹主義的泥沼。
認為人的理性能夠無所不能，人的理性能夠建構出完美的世界，人無所不能，這就是“法國病”。
04
施特勞斯說，所謂現代性就是“青年造反運動”。
保加利亞青年在向法國前輩致敬，再現《自由引導人民》
而對於法國人來說，把壹切舊的、老的經驗和制度摧毀掉，換上壹套新的，這是進步的，這是理性的，也是現代的。
然而，事實證明，這不過是人類自以為是的傲慢。
法國大革命期間，法國人的立憲努力完全失敗，從政治體制的幾個最重要的方面看，革命者始終沒有在舊制度的廢墟上建立起可以自我維續、並能保障啟蒙哲學所向往之個人自由的新制度。
法國的政體在君主獨裁政體、共和政體、大眾民主政體之間不斷遊移，在革命後的86年間，法國制訂了14部憲法，平均每六七年就有壹個根本性的變化。
對比美國和英國數百年穩定的政治框架，法國人應該感到汗顏。
法國人的“反抗意識”沒有建起新世界。相反，在激情退卻後，人性的脆弱和邪惡卻因為新舊秩序的長期無法順利交替，而釋放出了無窮的破壞力。
法國人在政治科學上的無能，可見壹斑。
05
法國這個國家在中國是個符號，是浪漫的代名詞，至少在剛剛打開眼界的近代中國人和現代中國人眼中，這是確鑿無疑的。
老壹代的知識分子也老愛拿法國說事，這符合我對我們這個民族的壹貫認知：我們骨子裏也是浪漫的。
浪漫的人有個特點，那就是特別愛抒情，愛喊出壹些讓人激情澎湃的口號。
比如法國大革命中，懷著浪漫革命情懷的的法國人就提了很多口號，比如“自由、平等、博愛”，而在中國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浪漫的中國文人也提出了“德先生”（民主）、“賽先生”（科學）的口號。
必須要承認，在浪漫的方面，我們中國人理解起來很容易，自然也不遑多讓。
但是，浪漫也要用對地方，不能亂用。
比如，法國人對平等、人權、公正這些觀念的浪漫追求就有著魔的感覺。
法國公民從生到死可享受400多項福利
政府公共支出占GDP的比例長期維持在1/3左右
近年來更高達GDP的57%
沒有法國人普遍對所謂“弱勢群體”的浪漫情懷，這不會成為現實。
然而，要維持這麼高的福利，必須有高稅收配合，劫富濟貧是必然選擇。
副作用顯而易見：政府債務的高企，經濟活力的低迷，以及日益龐大的移民群體帶來的安全隱患。
這可能就是法國近年來騷亂不斷的根本原因。
什麼種子，結什麼果，這很公平。
如果說“法國病”的本質在於把人神化了，那麼天真浪漫可能就是這個本質的衍生品。
實際上，天天想著拯救別人的人，常常幹的其實是慷他人之慨，拖他人下水的勾當。
更要命的是，法國白左自己並不覺得。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