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
5. 利用多種文藝形式灌輸黨文化
1）利用電影灌輸黨文化
（1）「電影是最重要的藝術」
（2）主旋律與多樣化
5. 利用多種文藝形式灌輸黨文化
共產黨認為文藝是上層建築的一部分，只能為統治階級的利益服務。中共奪取政權以後，從經濟上把文藝演出團體收歸國有，從組織上把文藝界人士變成「體制內人」並對他們實行思想改造，在創作上對文藝界耳提面命嚴密控制，在短時間內把所有的文藝形式，如電影、戲劇、歌舞、曲藝等，都變成國家機器的一部分和灌輸黨文化的工具。
1）利用電影灌輸黨文化
（1）「電影是最重要的藝術」
二十世紀初興起的電影作為一種全新的藝術和娛樂形式，與傳統藝術形式相比，具有很大的優勢，迅速在社會上普及開來。嗅覺靈敏的共產黨很早就注意到電影。列寧說：「電影是教育群眾的最強有力的工具之一」，「在所有的藝術中，電影對於我們是最重要的」。1949年8月，中共宣傳部發佈了《關於加強電影事業的決定》，指出：「電影藝術具有最廣大的群眾性與最廣大的宣傳效果，必須加強這一事業，以利於在全國範圍內，及在國際上更有力地進行我黨及新民主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的宣傳工作。」1951年，中共奪權後第一個思想改造運動從批判電影《武訓傳》開始，毛澤東親自捉刀，對《武訓傳》進行高調批判。毛澤東此舉預示著其後的中共歷任黨魁都對電影這一藝術形式格外重視。1953年，對電影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全部完成，早於對其他民族工業的改造。在蘇聯專家的幫助下，中共把電影生產納入第一個五年計畫，對電影進行行政指令性管理。
從1949年到1966年間，中共總共拍攝了700多部故事片，全面編造「歷史選擇了中共」的謊言、圖解中共各個時期的政策、正面烘托黨代表人物、貶低傳統文化和傳統人物。這個時期的代表作品有《白毛女》、《鋼鐵戰士》、《南征北戰》、《青春之歌》、《紅旗譜》、《地雷戰》、《地道戰》、《李雙雙》、《紅日》、《小兵張嘎》、《英雄兒女》、《野火春風斗古城》、《霓虹燈下的哨兵》等。
在這些影片裡，中共領導人、中共的所謂「英雄模範人物」、甚至心理陰暗、行為下賤的中共特務都成為被歌頌的對象。電影這種媒體形式使中共能夠「逼真地造假」，俊美的男女演員、詩情畫意的環境氛圍、傳奇般的或史詩性的情節設計，最大限度地達到了烘托黨代表人物的作用。人們心理上覺得藝術作品裡的人物形象更「本質」、更具有普遍性，更有資格代表「黨」，殊不知他們看到的只是「黨」的假面具而已。
1949年以前，電影主要是一種城市藝術。為了擴大電影的宣傳範圍，中共以行政區為單位進行電影發行，系統建立電影放映隊，把宣傳觸角伸向農村和廠礦基層。1949年全國電影放映單位為646個，到1957年增加到9965個，其中電影院1030個，電影放映隊6692個。工會放映隊在1954年一年放映114000多場，觀眾達1.1億人次。這種電影放映隊一直活躍到八十年代中期，對普及黨文化起到了極大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90％以上的「十七年」（1949年到1966年）電影被打成毒草，文藝領域成了樣板戲的天下。1979年，「十七年」影片被大量解禁，當年全民平均觀看電影28次，全國電影觀眾達293億人次之多。這種現象其實反映了中共的一個統治策略。在經濟上把人民剝奪到一無所有，所以只要經濟狀況略有好轉，人們就對中共感恩戴德；在文藝領域把人民剝奪到一無所有，人們就會對灌輸黨文化的宣傳品甘之如飴。
傳媒研究發現，一種媒體越是訴諸人的多種感官，越是容易取得較好的效果。電影作為一種藝術，綜合了文學、音樂、美術、表演等等，全面訴諸人的各種感官，是一種非常強有力的宣傳形式。中共在電影裡塑造了大量的黨代表人物，他們的說話聲調、面部表情、肢體語言等等，成為人們、尤其是青少年模仿的對象，比如毛澤東在地圖前「指揮若定」的形象，蘇聯影片中列寧的演講動作等等。很多電影中的語匯進入人們的日常語言之中，例如電影《英雄兒女》中王成的台詞「為了勝利，向我開炮」就一直流行到今天。電影以「潛移默化」的方式改變著人們的心理和行為模式，其效果之巨難以估量。
中共對電影的重視程度超過對文學的重視程度，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似乎越來越是如此。1989年之後，中共在意識形態上趨於收緊，1990年到1992年之間，在電影上出現了一個明顯的「主旋律」高峰。
（2）主旋律與多樣化
八十年代以來，隨著中共的經濟改革，電影界也嘗試引入企業管理和競爭模式。目前中共大陸上映的國產影片中，大約25％是所謂「主旋律」影片，70％是娛樂片，5％為藝術片。然而，電影的宣傳功能並沒有被削弱，它只不過採取了更為複雜精緻的形式。
首先，主旋律電影仍然承負重要的灌輸黨文化的職能。中共政策保證了主旋律電影的高投入、大製作、紅頭文件發行，各級組織觀看。《大決戰》投資數千萬元，拍攝地區涉及十三個省，參拍群眾多達十五萬餘人次，中共對此的重視可見一斑。中宣部、中組部、國家教委、廣播電影電視部、文化部、全國總工會、全國婦聯、共青團中央等單位多次就主旋律影片的發行放映發出聯合通知，要求各級單位組織觀看。《開國大典》、《焦裕祿》、《毛澤東和他的兒子》等影片的觀眾數量都相當巨大。
其次，主旋律電影向高科技化、精緻化、人情化發展。八十年代以後，由於國門打開，觀眾的辨別力加強，中共從前編造的赤裸裸的謊言行不通了。中共的御用電影人揣摩觀眾心理，發展出一套複雜的主旋律策略。在所謂「革命歷史題材」的影片裡，創作者刻意製造出記錄片的假相，把具有傾向性的對歷史的陳述假扮成客觀的歷史。戰爭影片注重大場面的表現，以逼真的戰爭幻像衝擊觀眾的理性判斷，使其不願去分辨歷史與敘事。影片中的「革命領袖」被塑造成有血有肉的個人，以對他們的親情、愛情、友情等的呈現，拉近與觀眾的距離。「黨的敵人」也不復是以前電影中那副庸碌無能的模樣，他們被表現為有一定才華和人格高度的人物，但在歷史的較量中，敗在中共手下，以此烘托中共領導人的棋高一招。
《江澤民其人》中記錄了一件事，可以佐證中共主旋律電影手法的精緻。江澤民曾應邀觀看電影《開國大典》。影片中的一些鏡頭讓他十分好奇，因為看起來像是極為珍貴的記錄片。江澤民問導演那些鏡頭是從哪裏找到的。導演回答說，那些鏡頭根本就不是找的，而是他們剛剛拍攝的，經過特殊技術處理後，看起來就像記錄片一樣。江十分滿意，看完電影後總結說：「真的和假的糅合在一起——我都被騙過去了。」
中共的經典宣傳片的基調是偉光正、人物形象高大全。隨著它歷史上越來越多的罪惡被揭露出來，並且陷入一個又一個現實的困境，中共必須採取不同的宣傳策略為自己辯護。在有些影片中，中共領袖被塑造成雖具有崇高人格、但在無情而必然的歷史進程面前也無能為力的悲劇型人物，以求得觀眾對他們在歷史上犯下的罪行的諒解，同時使觀眾體會到普通人的快樂，從而更安於現存的社會秩序。
另外一個被廣泛採用的手段是「煽情」。電影《鄧小平》的導演聲稱：「我們必須把鄧小平的一系列偉大革命創舉，變成巨大的情感衝擊波，把一切理性的事件化為感性的情緒！」《焦裕祿》和《孔繁森》中都有大段的群眾性葬禮場面，用熒幕上群眾的哀哭感染劇院中的觀眾，使觀眾在被影片主人翁的「高尚道德」感動之餘，認同他們所代表的「黨」的形象。
第三，娛樂片也同樣承擔著灌輸黨文化的職能。《電影通訊》1991年第五期評論員文章說：「作為一種創作精神，它（主旋律）不是一個量的概念，不是指多數作品與少數作品的關係，不是指這一題材與那一題材的關係，不僅不排斥任何創作，反而要求滲透於一切作品的創作指導之中。」
一些影片因為有娛樂片的外包裝，其中的黨文化非常隱蔽，觀眾在欣賞歷史傳奇、愛情故事、或感歎視覺奇觀時，不知不覺地被灌輸了黨文化的觀念和趣味。電影《英雄》耗資2.5億人民幣，以美輪美奐的電影語言，謳歌獨裁強權和暴力征服；《漂亮媽媽》把下崗工人的悲慘遭遇歸咎於生理原因（女主人翁的兒子耳聾），間接掩蓋了中共政策失當造成城市工人大面積失業的事實；更多的影片編造故事，替中共煽動民族主義情緒。
第四，中共利用電影貶低傳統文化和傳統人物。經過長時間的黨文化宣傳灌輸，絕大多數中國人已經不知道傳統文化和傳統社會的本來面目。八十年代以來，很多電影人雖然力圖反抗黨文化，但因為他們本身在就是在共產黨的統治下長大，因此只能用黨文化的邏輯推想傳統社會的真實樣貌，因此很多影片中的傳統中國社會集封閉、壓抑、野蠻於一身，似乎還沒有中共統治之後的社會開化、進步。其實，這也是按照進化論那套邏輯推出來的，是在用另一種方式重復黨文化。
第五，無所不在的黨文化成為電影的審美風格元素，滲透於一切影視作品之中，利用觀眾的懷舊情緒，鞏固黨文化對人心靈的桎梏。
與其他藝術式樣相比，電影有自己的特點。比如，文學、美術、音樂表現什麼、不表現什麼，有很大的自由空間，而電影必須全面表現故事發生時的物質環境。因此電影畫面的背景和道具，都要經過精心佈置，使它們能再現故事發生年代的典型環境。比如，表現文革時期的環境，要有毛像、大字報、綠軍裝、紅寶書等。1949年以後的中國，是共產黨一黨的天下。要想表現這一時期的典型環境，只能使用帶有濃重黨文化色彩的物品、聲音和場面。這些場景往往喚起觀眾的懷舊情緒，使觀眾覺得雖然那個時代有很多缺點，但畢竟自己曾經拚搏過一回，就像普希金說的，「那過去了的，就會成為美好的回憶」，過去的日子不管多麼痛苦和荒謬，但人們那時還年輕，現在回想起來不免有一種浪漫的感覺。
充滿說教意味的影片在今天一般會招致反感，所以這種「順手捎帶」的方式，就成了影視作品在客觀上幫助中共灌輸黨文化的主要形式之一。這種勾起人懷舊情緒的電影元素往往是電影要表現的故事的背景；惟其如此，這些符號攜帶的信息才不會引起人們的警戒心理，暢通無阻地進入觀眾的頭腦之中。
影視（《激情燃燒的歲月》）、歌舞、文學、時尚、甚至廣告（北京中關村曾經有一個巨型廣告，仿照文革宣傳畫風格，上書「Internet就一定要實現」）、旅遊（「紅色旅遊」）等等都在加入這個「懷舊情緒」的大合奏，其實都是在幫助中共鞏固黨文化對中國人心靈的桎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