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有這樣一批外國人：在本國因不滿現實，同時受馬列思想所炮製的幻境蠱惑，加入了共產黨，其後，又懷著憧憬，或是前往蘇聯，或是來到了中國，為共產黨革命不遺餘力的宣傳。他們中有成為共產黨座上賓的，如美國記者斯特朗、斯諾；有曾經大紅大紫，與中共諸多領導人均有交集，但又被中共懷疑關進監獄的，如本篇的主人公、美國人李敦白。
可嘆的是，這些外國人在看到中共中他們曾熟悉的領導人一個個在文革中被打倒，甚至他們自身也遭遇了不幸後，他們雖有所批判，但很多還是沒有看透共產黨的本質，仍舊在國際社會幫助中共。李敦白也是其中一個。讓我們隨著李敦白的口述歷史走進他過往的歲月。
參加美共前往中國
1921年出生在美國南卡羅來納州查爾斯頓市一個中產家庭的李敦白，英文名字是Sichey Rittenberg，他的爺爺曾經是州議員，父親是律師，還做過代理市長。外祖父是俄國人，曾參加過俄國革命。13歲時他因看到白人對黑人的不公平，萌生了找一個講公道的地方的想法。
當時李敦白的外公常常在家中招待客人，其中就有共產黨人，後來當地的共產黨組織開始給李敦白家送共產黨方面的宣傳資料，李敦白讀了不少。中學畢業後，李敦白到北卡大學讀書，並成為美共地下黨的一員，參加了美共的一些活動，如宣傳工作。
二戰爆發後，美共堅決反戰，認為那是「帝國主義國家間的戰爭」，但1941年德國入侵蘇聯後，美共改變了態度。在日本突襲美軍珍珠港基地後，李敦白也報名參軍，後到史丹福大學受訓，學習中文。受斯諾的《西行漫記》影響，當時受訓班中的不少人左傾，對共產黨有好感。
1945年，李敦白剛剛來到中國昆明，日本就投降了。在昆明，他聯繫上了中共地下黨。地下黨負責人建議他去延安，因為毛正在學英文，但沒有好的英文老師。如果李敦白去，可以從事這一工作。他們還向他描述了延安的「美好」，讓李敦白十分嚮往。而李敦白這個中文名字正是在此時由當地開明書店的老闆給他起的，即在「李白」中間加一個意思為厚道善良的「敦」字。
不過，當時的李敦白已接到了退伍的命令，但經過申請，他暫時留在了中國，調到上海美國陸軍總部工作。在上海，他通過中共內部關係，結識了時任宋慶齡秘書的廖夢醒，又由廖介紹認識了宋慶齡。宋慶齡是共產國際秘密黨員。三個月後，在宋慶齡的幫助下，李敦白到聯合國救濟總署任視察員，監督救濟物資的分發。在此期間，他結識了王震、周恩來等中共高官，並將從美國人那裡得來的情報「美國支援國民黨消滅東北地區的中共」的消息告訴了中共，這也成為其後來被延安接納的主因。
國民黨高級將領孫元良事後認定，正是潛伏的美國「共諜」李敦白，「從軍調部美方負責人手中竊取了機密情報，拯救了李先念被國軍圍困的部隊」。
1946年，在周的介紹下，李敦白離開聯合國，開始前往延安。在張家口時，在此駐紮的聶榮臻將其留下，讓其為面向美國的英語口語廣播做校對和潤飾。在做了一段時間後，10月，李敦白被中共調到延安新華社工作。李敦白到了延安後，主動提出加入中共，很快得到了中共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的共同批准。不過，他沒有像其他幾個外國人那樣，放棄美國國籍，可以說，他是中共少有的幾個外籍黨員。
延安結識王光美
據李敦白回憶，早在1946年夏天他前往延安前，就在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遇到了剛剛畢業於北平輔仁大學的王光美，當時的她年方24歲，是時任軍調部中共首席代表葉劍英的英文秘書。
李敦白到延安沒多久，國共內戰全面爆發，王光美也隨軍調部中共代表團撤回了延安。同樣來自美國的馬海德大夫和他的中國妻子蘇菲，試圖撮合二人，但二人在相約下館子各請吃了一頓回鍋肉後，覺得還是當普通朋友好。
後來，王光美成了劉少奇的妻子，而與王光美吃回鍋肉成為了李敦白文革時的罪狀之一。
被下藥坐了六年中共監獄
1949年2月下旬，李敦白接到直屬上司、時任新華社社長廖承志轉達的由劉少奇簽署的命令，讓他與師哲（毛的政治秘書兼俄文翻譯）一道前往剛剛被中共占領的北平，執行「特殊任務」。李敦白十分興奮，認為自己很可能承擔中共新政權與美國外交溝通的歷史重任。
然而，李敦白被「騙」到了東柏坡的一個村子裡，並被逮捕。有幾個士兵還把他的衣服都扒了，有一個還扒開他的嘴檢查。李敦白十分困惑，還哭了起來。隨後，他被要求交代他的特務關係。但是審問了幾個星期，李敦白也沒交代出什麼。
當時李敦白被關的屋子很小，一大半地方還被土炕占據，餘下的空間只能走三四步，窗戶也被木板釘死，整天黑乎乎的，晚上有一盞昏黃的小油燈。審問時充滿了恐懼、威脅、恫嚇。
據李敦白回憶，他當時思想上搖擺不定，一會兒覺得他們搞錯了，一會兒覺得是在考驗自己，因為他新華社的朋友和熟人，在延安整風運動中幾乎都挨過整，有的神經衰弱，有的戰戰兢兢什麼都怕。李敦白還對自己說，他們搞錯了，自己也不能埋怨中共。在反覆搖擺中，李敦白編造了個假自首，但被「識破」。苦悶緊張中，中共給了李敦白一些白色的小藥片吃，不吃就灌。李敦白曾出現過幻覺，甚至窒息過。後來才知道，這種藥的作用是刺激神經，讓人緊張，睡不好覺。
在精神的痛苦折磨中，李敦白被帶到了北京，關進了北京市第二監獄。這一關，就是六年多。
大概是1949年底或者1950年春，通過在牢房糊窗戶的報紙上，心情糟糕的李敦白看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消息，精神上好了些，畢竟自己追求的理想好像得到了實現。從此，他開始看書、看報，讓自己儘量忘卻痛苦。也是在這次坐監中，他的第一任妻子魏琳與他離了婚。
多年之後，李敦白才得知，自己是被牽涉進蘇聯方面認定的知名左翼記者兼作家安娜‧路易士‧斯特朗的所謂「美國特務案」中去，中共迫於史達林的持續壓力，把他也關了起來。
史達林死後，蘇聯黨內出現變化，中共也將李敦白釋放出獄，時間是1955年4月。此時的李敦白不知真的是否如他所寫的那樣，對中共沒有絲毫的埋怨，反而相信自己已經是「一名經過考驗的、真正的、標準的中共黨人」了，儘管妻子離開了他，儘管視力因獄中所受的折磨而變的很差。
再坐近十年中共監獄
出獄後，李敦白到廣播電台工作。不久，娶了第二任妻子王玉琳。但第一次坐監給他留下了恐慌後遺症。就是說不定在什麼時候，突然就會出汗、心慌、緊張，十分恐懼。
1958年斯特朗到中國定居後，受到中共高層的優待。由於斯德朗將李敦白視作兒子，李敦白在政治舞台上也是如魚得水，深得中共信任，還參加翻譯毛選英譯本的工作，而且具有「通天」的本事。毛曾請他和其他外國專家到中南海做客，毛的生日，李敦白夫婦也受邀參加。1966年「國慶」典禮上，毛還親筆為他簽名「紅寶書」。一時風頭無二，按照他自己的說法，那是他個人生命中的「黃金十年」。
1966年文革爆發後，李敦白成為了廣播事業局的造反派，還在天安門廣場演講，甚至還曾成為三人領導小組的負責人。果真是「爬的高，摔的重」。1968年2月21日，李敦白再次被逮捕，關進秦城監獄，此時的他又成了「美國特務」，還被詢問與王光美的關係，說他發展王光美加入了CIA，後來王光美發展了劉少奇等。
後來他聽說，在他的逮捕令上，有周恩來等十三個中央領導人簽名，正式的定性是「捲入王力、關鋒、戚本禹反革命集團」。這或者與李敦白在「文革」初期表現激進，曾當上其所任職的廣播事業局造反派的領導人，一度「紅」透中國的經歷有關。不過，李敦白本人則認為，他是因為不慎得罪了江青而失勢的，雖然他一開始就衷心贊成「文革」中群眾大民主的做法，並認定江青才是革命幹勁的真正代表。
在這近十年坐監中，李敦白沒有發瘋，得益於他已不抱「考驗」的幻想，得益於他做好了有一天出獄的準備，得益於他「活一天就活的有意思」的心態。看來，共產黨的什麼思想在這種環境下都是無用的。不過，在第二次坐牢期間，李敦白的恐慌綜合症仍時時出現。
有意思的是，在李敦白呆在秦城監獄的最後一年，江青也進來了，就關在他監室的對門。他聽到了她吵吵嚷嚷的聲音，也知道自己會被放出去，但不知是什麼時候。
獲釋回美國
1977年11月19日，李敦白終於獲釋出獄。五年後，中共公安部才發文，正式為其「特務」及「現行反革命活動」冤案「平反」。
出獄後，李敦白回到新華社工作，他發現自己所「捍衛」的「社會主義」已經沒有了。比如人們開始越來越「向錢看」，比如報紙上不再討論「姓社姓資」問題。於是對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不滿意的他決定回美國。當時，李敦白還差半年就滿60歲。
經過了很長一段時間後，李敦白承認，看來鄧小平大致上還是對的。1981年，美國著名記者華萊士來華採訪時，擔任翻譯的李敦白幫助華萊士解決了中國人要錢的問題，華萊士則利用他在美國的影響力，為白手起家的李敦白提供了不少新的機會。
後來，李敦白在美國開諮詢公司，與美國上層社會，如柯林頓總統、戈爾副總統、基辛格等皆有關聯，其目地就是幫助中共發展經濟。中共高官如王震、李先念等去美國時，李敦白都參加歡迎儀式，甚至親自陪同。他還從旁牽線搭橋，讓華萊士採訪到了鄧小平。
家人受到的影響
李敦白有四個孩子，一男三女。他的兒子李曉明在《「間諜」父親影響我人生》中記述自己5歲就隨母親接受勞動改造，從有記憶起，就生活在「父親是個美國間諜」的陰影之下。
在和母親在河南五七幹校勞動時，李曉明對於「燒磚」有著深刻的記憶：「除了下地幹活，那裡的人們絕大多數時間都在燒磚。磚窯建在一個小土坡上，有的人背磚，有的人用獨輪車推磚。我媽媽一次需要背40塊磚，我就幫著其他人推車。」到了上小學的年紀，李曉明又被分配去養豬。每天清晨5點，他都會去食堂把頭一天的剩飯用桶拎到豬圈，給豬餵食。因為是「美國特務」的孩子，從小李曉明就被同齡的孩子排斥。即使是在幹校，其他孩子也不願和李曉明「同流合污」。
1973年，在幹校生活了一年半之後，李曉明離開了依然留在幹校接受改造的母親，回到北京，進入育民小學讀一年級，由姥姥照顧他和他三個姐姐的生活。他們住在廣播局狹小的宿舍里。
在小學念書時，每逢學校有毛講話的廣播，他都會被要求離開教室。原因是：他沒有資格聽毛的講話。於是，無論春夏秋冬，操場上都會出現李曉明的身影。他一個人孤零零地站著，不生氣，也不離開。對於這樣不公正的事情，李曉明早已習慣，甚至於別的孩子欺負他，他也不還手。那時，他「特別地恨，恨自己的另一半血統是美國。」從別人的議論中，李曉明對父親的最初印象就是「美國特務，被抓起來了，是死是活，不知道。」
李敦白出獄後，家裡的生活品質明顯改善。在友誼賓館，李敦白全家分別住在三套公寓裡。「爸爸媽媽住一套，我和姥姥住一套，姐姐們住一套。」也就是從這時起，李曉明才開始從姐姐們的口裡得知，家裡曾經的生活是多麼優越。
後來，15歲的李曉明去美國讀高中，上大學後學習電影製作，畢業後從事廣告攝影工作。在他的眼中，父親「比共產黨還共產黨」。
結語
2012年5月，一部專訪李敦白、講述他的中國經歷的紀錄片《革命者》，在美國上映，吸引了很多關注中國的觀眾前往觀看。影片最後似乎暗示，主人公對自己當初的選擇感到了後悔。然而，事實是，李敦白並沒有後悔。如果李敦白真的全面了解中共帶給中國人的苦難，看看《九評》，了解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惡行以及更多中共所乾的惡事後，還要堅持說自己不後悔嗎？
2017-07-26
阿波羅網/大紀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