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安事變
家賊難防
中共發現張學良是很可能被統戰成功的，於是向張提出組織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占領蘭州，打通到蘇聯的交通線接收武器。「兄部須立即相約配合紅軍，選定九、十月間的有利時機，決心發動抗日局面，而以占蘭州、打通趙蘇（蘇聯），鞏固內部，出兵綏遠為基本戰略方針。」（《飛機駕駛員海嵐‧里昂所收藏的有關西安事變的重要私人檔案》）
張學良被誘導後，以為有了共產黨和蘇聯的支持，準備武力反抗中央，實現西北割據。一九三六年，五月初，在張學良身邊的中共特使劉鼎向陝北發出急電，因為保密起見，信中用了隱語。原文為：你看他（張學良）的計劃，大則要把他家這莊大房屋的一角（東北軍）完全拿過來，東頭一條大道他也企圖著（爭取楊虎城十七路軍）；小則把他的幾個傭人都要練為強幹的打手（東北軍內部將領）。最近他預備出去大活動（反蔣活動），目下還要裝得老實些，趕這功夫要向他鄰近各房本家（爭取西北實力派軍閥）以及住在他大門口的愛好老藍布袍子的幾個小伙子和嚴老老（爭取閻錫山的晉綏軍）等相好去。他已經開始用了『愛×』、『抗×』（愛國，抗日）話向內向外活動，將使大老闆（蔣介石）無法公然反對，同時預備著硬幹，預備著和大老闆打一架也可也（徹底反蔣其事）。老頭兒（張學良）提出到十一月可以得到新愛人的老親們的表示（指得到蘇聯的支持），牽延到十一月就起變化。這當中一面對內親和，對友作抗日的大活動，另一面捧大老闆（蔣介石）登峰造極。只要有半年功夫，大事可濟。我要幹就徹底幹。（《劉鼎致李克農信》，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張學良和中共幾次談判中，沒有一次不討論是否能否得到蘇聯援助。最後張學良和楊虎城會同中共，準備在西北建立東北軍、西北軍和紅軍為輔的「三位一體」的西北聯軍，成立和南京中央政府分庭抗禮的「西北抗日聯合政府」。
張學良本人在一九三六年六月底通過中共中央聯絡員劉鼎，首次向中共中央提出加入中共。七月二日，中共向共產國際請示。前蘇聯公布的一份共產國際文件顯示，共產國際於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五日覆電說：「使我們特別感到不安的，是你們關於一切願意入黨的人，不論其社會出身如何，均可接收入黨和黨不怕某些野心家鑽進黨內的決定，以及你們甚至打算接收張學良入黨的通知。」
「曾經擔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統戰部長的閻明復披露，葉劍英生前曾經對主持東北軍黨史整理的編輯宋黎（西安事變時曾在張學良身邊工作的中共秘密黨員，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去世）有過交待，肯定張學良就是中共黨員。宋當時將葉劍英的這個談話作了記錄，並將記錄稿封存在保險箱裡，並交待張學良還健在，我們一定要千方百計保護他，他的中共黨員身份絕對不能外洩，等他去世後再把談話記錄拿出來報告中央。」（史鳴，《西安事變主角張學良中共黨員身份揭秘》，載於中國黃埔軍校網www.hoplite.cn）
早在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六日，一份中共內部報告就已說出，此時中共已與張學良約定，一旦得到蘇聯的同意和幫助，就在西北發動抗日反蔣運動，爭取將陝、甘、寧、青、新五省區結為一體，成立西北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
按照這一計劃，中國將不可避免地再度陷入大規模內戰局面中去，莫斯科希望中國舉國抗日以牽制日本進攻蘇聯的可能，將不可能實現。因此，這一計劃馬上就受到了斯大林等人的否定。七月二十三日，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在一次討論中國問題的會議上明確指出：「在中國的任務，現在不是擴大蘇區和發展紅軍，而是尋找機會，尋找途徑和尋找適當的口號、適當的方法，使絕大多數中國民眾聯合起來抗日。」（《季米特洛夫在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討論中國問題會議上的發言》，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三日）
「把蔣介石與日寇等量齊觀是不對的，這個方針在政治上是錯誤的，因為中國人民的主要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在現階段，一切都應該服從抗日。此外，不能同時有效地進行既反對日本又反對蔣介石的鬥爭，也不能認為整個國民黨和整個蔣介石的軍隊都是日寇的同盟者。為了切實有效地進行武裝抗日，還需要有蔣介石的軍隊參加，或者其絕大部分軍隊參加。鑒於以上情況，必須採取停止紅軍同蔣介石軍隊之間的軍事行動並同蔣介石軍隊協同抗日的方針。……為此，我們認為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司令部必須正式向國民黨和蔣介石提出建議，立即就停止軍事行動和簽訂共同抗日具體協議進行談判。共產黨和紅軍司令部應該宣布他們準備馬上派出代表團，或者在蘇區接待國民黨和蔣介石的代表團。」（《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致中共中央書記處電》，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五日）
共產國際這一重要命令，中共沒有傳達給張、楊。
縱橫捭闔
「西安事變逼蔣抗日」是中共說辭。當時蔣公為國難，在西安事變前已經開始著手和平解決中共問題，甚至考慮收編。
「中日戰爭既已無法避免，國民政府乃一面著手對蘇交涉，一面亦著手中共問題的解決。我對於中共問題所持的方針，是中共武裝必先解除，而後對他的黨的問題才可作為政治問題，以政治方法來解決。
「二十五（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中共發出『停戰議和』通電。隨即由周恩來代表中共，潘漢年代表共產國際，到上海與張沖會商。潘漢年即到南京與陳立夫談判。政府對中共所提的條件為下列四點：
「一、遵奉三民主義；
二、服從蔣委員長指揮；
三、取消『紅軍』，改編為國軍；
四、取消蘇維埃，改為地方政府。」（《蘇俄在中國》）
中共方面則開始否決：「南京以鐵道部次長曾養甫出面答覆我們的信已收到，滿紙聯合抗日，實際拒絕我們的條件，希望紅軍出察綏外蒙邊境，導火日蘇戰爭。」（《毛澤東致彭德懷電》，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如果中共軍隊到察綏外蒙邊境上去抗日，蘇聯不能不支持，日蘇武裝衝突就可能爆發，蘇聯當然不同意。
中共不肯出兵察綏抗日，又不肯在蘇維埃改制和紅軍改編問題上妥協，蔣公便繼續進剿，同時命陳立夫與潘漢年舉行談判，謀求政治解決。
一九三六年六月，兩廣集中三十萬大軍以抗日之名義反中央，蔣介石急調四十萬中央軍大軍南下，直到九月，兩廣事變結束。
【千古英雄人物】蔣介石(16) 層層出賣
民族罪人
李克農和張學良三月第一次會談的詳細情報被軍統得知。當時軍統潛伏在東北軍六十七軍內部的劉宗漢就將情報匯報給戴笠，包括雙方達成的具體協議內容。連六十七軍內部散發的中共《中國蘇維埃政府中國共產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也送到戴笠手中。
戴笠把這個情報告訴蔣介石，但蔣並不完全相信，讓戴笠繼續調查。隨後張學良的秘書和幕僚宋黎、劉瀾波、馬紹周、孫達生四個共產黨分子煽動學運，省黨部奉蔣介石命令逮捕此四人。張學良派東北軍衝擊省黨部，搶走共產黨員和秘密資料。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四日，蔣介石到西安與張學良、楊虎城商議剿共。此時，張學良、楊虎城等卻私下裡與中共勾通，商討如何逆轉蔣介石的剿匪計劃，打算投靠蘇聯，聯合中共在西北割據。此前，張學良曾多次「勸諫」蔣介石放棄西北剿共。
張學良的「聯共抗日」，遭到蔣介石否決。在他看來，中國消除內亂的最後時刻，就在眼前。而張學良的主張，只能禍國。蔣介石不知道，這個結拜兄弟，已經秘密申請加入中共，被共產國際拒絕。他更沒有料到，在共產黨的策動下張學良會謀反。
楊虎城給張學良出謀：「遂言待蔣公來西安，余等可行挾天子以令諸侯之故事。」黎天才勸張學良「做獅子」，也就是當領袖，反叛蔣公。
蔣介石在《西安半月記》中回憶，「十二月十一日……黎天才等忽來求見，事前未約定，殊覺突兀。黎談話時，對剿匪方針表示懷疑，與漢卿（張學良）昨日所言者如出一轍；知其受毒已深，痛切誡斥之。是晚招張、楊、於與各將領來行轅會餐，商議進剿計劃。楊、於均未到。漢卿今日形色匆遽，精神恍惚，余甚以為異。殆以彼昨來見時受余責斥，因而不快歟？或彼已聞余訓責黎天才之言而不安歟？臨睡思之，終不明其故。以時遲，亦遂置之。」
十二月十一日晚，黎天才離開臨潼回到家中，不久就接到張學良的電話，他趕到張公館時已是十點多了，張學良開門見山地表明自己的決心：「你前些天，不是勸我要做獅子，不要做綿羊嗎？我現在回答你，從今天起，我要做獅子了。」（《抗日戰爭研究》，二零零年三月）
十二月十一日晚間，張學良和楊虎城決定照計劃進行綁架行動，分別召見東北軍和十七路軍高級將領，宣布第二天清晨進行兵諫的命令。行動部署上，包圍華清池和西安至臨潼間的警戒，歸東北軍擔任；西郊市內和隴海路西安車站、西郊飛機場、包括解除中央憲兵、特務、警察、中央軍駐在上述地區部隊武裝，扣留飛機，扣留住在西京招待所及散居各處的南京軍政大員，都由楊虎成指揮十七路軍執行。
十二月十二日凌晨五點半，張學良的東北軍衝進蔣介石的行轅。委員長衛隊拚死抵抗，蔣介石戰場經驗豐富，根據槍聲判斷前門和側面都有叛軍，只有後面沒有槍響，蔣介石在侍從保護下，從窗子翻了出去，摸到了後門，翻過牆朝驪山上爬去。東北軍見久攻不克，深怕蔣介石逃走，架起輕機槍朝著幾個房屋猛烈掃射，子彈如雨，穿透門窗飛入屋內，蔣介石衛隊六十七名衛兵罹難。叛軍搜山後，將領袖劫持。
西安兵變，震動中外。胡適、朱自清、馮友蘭、聞一多等紛紛譴責張、楊「名為抗敵，實則自壞長城；係國家民族之罪人；破壞統一，罪惡昭著」。在十二月二十日發表的《張學良的叛國》一文中，胡適說：「蔣介石先生在今日中國的重要，真是……無可比擬的重要。」著名報人張季鸞在《給西安軍界的公開信》中強調：「全世界國家，都以他為對華外交的重心。這樣人才與資望，再找不出來，也沒機會再培植。」愛國者無不萬分擔憂。國府在南京開始準備兵力，討伐張、楊叛軍。
層層出賣
共產黨為了自己的利益，是高層以犧牲底層為代價的。共產國際和蘇聯為了共產黨的全部利益，犧牲了中共的局部利益。中共為了自己的利益，又犧牲了張學良。
中共喜出望外，積極主張殺蔣。「我們這些中共中央負責人，沒有一個想到西安事變可以和平解決；都覺得如果讓蔣氏活下去，無異是養疽遺患。有的人主張經過人民公審，將這個反共劊子手殺了，以絕後患；有的人主張將他嚴密拘禁起來，作為人質逼南京抗日，並形成西安的軍事優勢。」（張國燾，《我的回憶》）
斯大林知道，此事會給蘇聯招災惹禍，蔣介石被殺，何應欽和汪精衛共組親日政府的可能性突然大增，斯大林急電中共，以明確的口吻表示蘇聯不贊成這樁「陰謀」——暗示這是日本人幕後策動的。他命令毛與蔣友好談話，找出和平解決辦法，並釋放這位國民黨領袖。接到斯大林命令後，毛、周、朱通電全國，宣布中共主張「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任何草率動作「只會如日本人的意」。
兩天前才離開的周恩來，又坐著驢子前往延安、飛往西安。一見少帥，就告訴他，「不能動（蔣介石）一根汗毛」。和張交涉反蔣密約的周恩來，現在反過來告訴他，中國迫切需要蔣介石領導。他說，斯大林和共產國際要求委員長繼續領導中國。（[美]陶涵著，林添貴譯，《蔣介石與現代中國》）
「周恩來於十四日與張密談，逕行表示蘇聯大致不會援助西安，張學良最初的反應甚為憤慨，他似覺得為共方所賣，以往共方老是吹噓蘇聯可以援助，現在他已成騎虎，中共竟臨陣抽腿，不兌現了。」
「一年以後，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王明從莫斯科回到延安時，曾對我們說明這個電報的來歷。他說西安事變後英美各國駐莫斯科大使，曾詢問蘇聯外交部，蘇聯政府對此事的態度。蘇聯外交部答以這是日本的陰謀，蘇聯既未預聞，也不贊成。接著斯大林便親自草擬這個給中共的電報，並向王明解釋，其大意是張學良份量不夠，怎能做全國抗日領袖，中共一時也沒有領導抗日的能力。蔣介石雖是一個可憎的敵人，但他是中國唯一有希望的抗日領袖，在抗日中他也許可以成為我們的合作者。」（張國燾，《我的回憶》）
「張聞天曾向我指出『這是為了共產國際和蘇聯的全部利益，不得不犧牲中共的局部利益。』」（張國燾，《我的回憶》）
【千古英雄人物】蔣介石(17) 視死如歸
視死如歸
政變當天，張學良前來見蔣介石。蔣介石質問他對兵變的態度，張謊稱事先不知情。蔣介石說：「爾既不知情，應立即送余回京或至洛陽，則此事尚可收拾。」張卻要蔣介石答應他的條件，方能放人。蔣介石當即義正言辭譴責張的叛徒行為，要他「應即將余槍殺，此外無其他可言也」。張竟用「交人民公斷」威脅。蔣介石憤怒已極：「余身可死，頭可斷，肢體可殘戮，而中華民族之人格與正氣不能不保持。」蔣介石要張學良選擇：立即釋放或當場槍斃。張學良一時無所措手足。
「直至第三日，他（張學良）才含糊其詞，半勸半求說出他們所共同議決的八項條件，並說只要我應允簽一個字，他就立刻親自送我回京。我乃對他說，無論你說得任何動聽的請求，在你西安劫持威脅之下，絕無商討餘地。但是我也知道，即使張等有悔悟之意，而其主謀之共匪，必認為千載一時的良機，也就是他匪黨的一個生死關頭，非迫我接受他的條件，即必制我的死命。我在此時，只有下定捨生取義的決心，對叛徒始終拒絕與他們商談任何政治條件。」
蔣介石當時的處境，如入虎穴狼窩，九死一生。他知道自己生還的機會很小。十二月二十日，叛亂發生後第八天，宋子文到西安見到蔣介石。蔣介石給全體國民、妻子和兩個兒子分別寫下遺囑。他希望美齡對經國、緯國能視如己出，也要兒子們聽從孝順後母；並要子文向美齡傳話，千萬莫來西安。他告訴宋子文：「此時非迅速進兵，不能救國家脫離危險。」還向宋親示進兵方略，讓他轉告中央。蔣介石說：「吾人作事，應完全為公而不可徇私，如其速將西安包圍，則余雖危亦安，即犧牲亦瞑目矣。」（《西安半月記》）
在對國民的遺囑中，蔣介石說：「中正不能為國自重，行居輕簡，以致反動派乘間煽惑所部構陷生變。今事至此，上無以對黨國，下無以對人民，惟有一死以報黨國者報我人民，期無愧為革命黨員而已。我死之後，中華正氣乃得不死，則中華民族終有繼起復興之一日。」
面對蔣公視死如歸，中共黔驢技窮，張、楊騎虎難下，國軍討伐，如箭在弦。十六日，驚慌失措的張學良向蔣介石報告中央空軍對渭南、華縣等地要塞開始轟炸。蔣介石甚感安慰，日記云：「知中央戡亂定變，主持有人，不啻客中聞家庭平安之吉報也。」
宋美齡不同意軍事解決西安事變，事變後第二天，她就委託私人顧問、澳大利亞人端納飛往西安面見張學良，尋求妥善解決的辦法。為了和平方案，美齡與部分國民黨高官意見相左，但很難阻止軍事行動。有人甚至責怪她是救夫心切、婦人之見。美齡不為所動，為爭取和平，救蔣介石領導抗戰，她決意親往西安，與夫君共生死。
無論是蔣公的同盟還是政敵，大家都知道，沒有蔣介石，中國將陷入群龍無首的亂局，內戰蜂起，垂手得利的當然是日本。中共當時還遠未成氣候，日本全面入侵，如果沒有蔣介石領導，中共也只能選擇當漢奸或亡國奴，絕無抗日的能力。宋美齡堅信蔣介石能夠渡過這一難。
蔣介石得到神的護佑，闖過死關：「吾夫言曰：『余雖屢囑君千萬勿來西安，然余深感無法相阻也。今晨余讀聖經，適閱及：『耶和華今將有新作為，將令女子護衛男子』句，今君果來此。』我夫歷述被劫之經過，並稱在劫持中，決不作任何承諾，因要求我勿以簽訂某種文件相勸。余告之曰：『余本視國家福利重於吾夫之安全，幸勿慮我有強勸吾夫屈服之舉。』」（《宋美齡自述：西安事變回憶錄》）
蔣介石寧死也不妥協，「二十二日，蔣夫人突然來到西安，我見面第一句話告訴她說：『十日來叛徒每日用各種手段，只要求我在其條件上簽字，就可以送我回京。你來共患難，是為公而非為私，一切須以國家為重。如有叛徒以任何條件，托為轉勸，必嚴厲拒絕。我們寧死，亦不可答應。』蔣夫人此行下了決心，她回答我道，她重視我的人格，甚於我的生命，他決不勸我有違背素志的行為，她只願與我同生死。」（《蘇俄在中國》）
宋美齡到西安後，勸蔣介石「寧抗日勿死敵手」。宋氏兄妹代表蔣介石向張學良及中共作出了讓步，停止剿共，改編赤匪，納入國民革命軍，在蔣委員長統帥下，準備抗日。
張學良西安事變後，自己負荊請罪，由西安飛往南京途中寫告別信，文中表示寧可自盡，而能讓別人的事情成功。
文件第一部分的大意如下：「余誠意救國，到現在反成為誤國。平生以信義自詡，不期有今日。余最痛心者，為日本小鬼所快意。余不願見亡國之事，願自了，而使他事好了，並盼當國諸公良心上加以醒覺。介公方面，余已再三陳之矣。想介公聰慧過人，乞再察良言，良為三叩首矣。」
張學良叮囑家人部分概略轉述如下：「兄（父）生性直魯，救國有心，為事之計，西北端起，非余所初計。余隻身來京，期了去，以救國家身，勿日本帝國主義所快，不期有今日，余不願留求一身，而使事變，更生枝節，余雖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余當負其責也，願張氏子孫為國為家，同日本不共戴天之仇，願世世勿忘，傳弟、妹、子、侄、女、甥、兒全體。」（《飛機駕駛員海嵐‧里昂所收藏的有關西安事變的重要私人檔案》）
十二月二十五日聖誕節，蔣介石伉儷由張學良陪同登機離開西安。次日回南京。委員長英雄凱旋，南京民眾欣喜若狂，爆竹震天，全國上下萬眾歡騰。
日本歷史學家松元一男在《張學良和中國》中說：「在西安事變裡獲益最多者是中國共產黨，……拜西安事變之賜，赤匪得以甦生、發展而取得天下。」這是事實。從另一方面看，蔣介石逢凶化吉，也是中國不幸中之大幸。神護佑他闖過死關。在日本全面入侵時，以必死之氣概、超人之遠見，領導中國打贏了衛國戰爭。
張學良劫持領袖，兵變逼宮，實屬死罪。但他負荊請罪，自首歸案，對局勢已無大礙。他在東北易幟、中原大戰時的功勞，使蔣介石懷有惻隱之心，赦他不死。蔣介石厚待張學良，並吩咐張學良多讀書。
張學良日後悼蔣所書，兩人「關懷之殷，情同骨肉；政見之爭，宛若仇讎」。
蔣介石在一九三七年的證道詞中說：「事變既平，叛首自知為魯莽滅裂，貽禍國家之舉動，深為惶恐。然余遵主耶穌饒恕人七十個七次的訓誡，應予以自新之機。」（《耶穌受難予余之教訓》，一九三七）
共黨奸詐
根據前美國外交官陶涵（Jay Taylor）著《蔣介石與現代中國》（林添貴譯）陳述，「周恩來從延安回報時，毛澤東簡直不敢相信，蔣只是出言保證說會停止內戰。他擔心幾天前似乎落入掌中的這位大敵，現在已不受控要大舉迅速、殘酷的報復。周恩來說，蔣『可能不會食言』。他以調侃的口吻說：蔣自命為英雄人物，會言出必行，雖然周認為這種品格是虛榮心。毛澤東想起自己從前也是這樣諷刺蔣的天真，毛認為，蔣就像阿Q一樣，對自己的美德和真誠以及中國的傳統充滿幻想，中共正好可以好好利用他這一點天真。共產黨表面上對委員長畢恭畢敬，但內心裡卻靜待時機。」
陶涵卻認為，「蔣介石的確沒有公開承諾任何條件，大可迅速調集大軍包圍延安。中共在陝北的三個紅軍兵力只有五萬人左右；其中只有兩萬九千六百五十人有槍，而且他們沒有空軍。蔣氏統領大軍兩百零二萬九千人，其中三十萬人受德式訓練，有八萬人更是配備德製武器。此外，他擁有三百一十四架軍機，六百多名戰鬥機飛行員。甚且，斯諾說『他安全脫險後全民擁護的聲勢極大，證實他在國人心目中的地位如日中天，遠勝於中國現代史上任何一位領袖。』以民意而言，這是發動攻擊的最佳時刻。」
「但是，蔣介石果如周恩來預見，他信守承諾、停止『剿共』。甚且，還開始每月撥款二三十萬元給中共部隊。」「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拒絕為統一戰線背書，重申必須反共到底。不少中央委員依然相信和日本合作而非和共產黨合作，才是恢復中國主權的道路。但是蔣介石執意要做，下令對西北紅軍根據地開放貿易，部分恢復郵電服務。」
蔣介石因為相信中共黨員也是中國人，也會愛國，拿出誠意對待中共：
「當時實在相信共黨是有悔禍歸誠、共同禦侮的誠意。而且我討伐匪軍的宗旨，一向認為中共黨徒是中國人，終必愛中國。只要政府加以相當制裁，不難使其就範聽命；只要他放棄武裝暴動，自可與其他政黨一樣通力合作，為革命救國來努力。所以自十九年剿匪開始，直到二十五年為止，我對共黨的方針始終是剿撫兼施的。我認為共黨這次共赴國難的宣言，就是我們政府精誠感召的實效。當時一般愛國有識的人士，都相信這是政府政策的成功，也就是民族抗戰勝利的朕兆。
「不料共黨此後的行動，完全與他的諾言相反。這固然是我自信太過，卒至重大的挫敗，亦可證明共產黨徒畢竟是共產黨徒。他們決沒有所謂祖國愛與民族感。他共產黨徒不僅是不愛國，而且是蓄意賣國，甚至為了他共產主義祖國蘇俄，即使亡國滅種，亦所不惜。這一事實的嚴重教訓，雖對於我個人是一種無比的恥辱，而對於今日自由世界反共鬥爭，卻不無貢獻的價值。」（《蘇俄在中國》）
「中共向全體黨員發布秘密公告，宣稱搞統一戰線只是策略，使黨既能抗日又可『千百倍』擴張勢力。蔣也看到這份公告，寫下：這顯示『共產黨的奸詐』，但是他並未公開宣揚這個觀點，繼續把中共當作忠心的小老弟看待。他也放棄削弱軍閥的努力，現在全神貫注到準備抗日。他需要全國團結以及蘇聯的軍援。」（[美]陶涵著，林添貴譯，《蔣介石與現代中國》）
中共為示「守信」，停止新的沒收土地做法，但早先占走的土地則不予歸還；停止反國民黨的宣傳；擁護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斯諾觀察到，這些改變「並未影響中共的基本理論、方案或自主地位」。蔣氏對這一切全都心裡有數。
五千年輝煌神傳文化之千古英雄人物研究組
